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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五：关于托洛茨基的评价
说实话，此刻来写这节文字，心里是颇为复杂的，或可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叫做一则以喜，一则以虑。喜者，托洛茨基问题终于是个可以平心静气来加以讨论的话题了──尽管比之于我们在其它问题上的不间断跨越，这一天还是来得太迟了一点，但毕竟也反映了生活中某些值得高兴的变化。虑者，也正是因为这一天来得太迟，以至使不光是托洛茨基，而且还包括共运史上一些很有争议的公案──思潮、事件、人物等，也都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认真的清理和总结。历史的积欠拖得越久、越深，就会给今人或后人的把握与体认增加困难──现今思想理论界在某些方面所出现的偏颇和误会，不能不说与此有很大关系。所以，我常想，假使这类历史的清理能够提早进行（十年？二十年？），那么，至少像〈托文〉这样所表现出来的某些轻率和片面，或许会减少一些罢？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人物中，托洛茨基恐怕是最有争议，也最具传奇色彩和悲剧色彩的人物之一。传奇和悲剧都来自他的经历。在他那极富戏剧性，充满了紧张和冒险的命运多舛的一生中，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有黯淡的败落；既有煊赫的权势，也饱尝了失去权力之后的悲苦与屈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社会主义自愿者，到一个一夜之间声名响遍整个欧洲的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从一个只惯于用口和笔进行战斗的文弱书生，到一个挥师统兵，驰骋疆场的红军统帅，这其间的反差有多大？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赢得了那么多的成功与荣耀之后，又会受到那么多的诋毁与迫害。从大权在握，令人生畏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到被革出教门，四处飘泊几无立锥之地的流亡者；从十月革命的直接领导者，到最终竟被指斥为这场革命的最大叛徒，这其间的起伏又有多深？作为权力角逐场中的失意者，前苏联官僚政治中的低能儿，他的后半生真可以说受尽了凌辱与磨难。但作为一个一生都在战斗，一生都在抗争，所谓在命运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的永不屈服、永不言败的不妥协的斗争者，他的精神与人格又确实不无其可圈可点之处，甚至堪称楷模和典范。在某种意义上，托洛茨基本人就是他的「不断革命论」──就其精神实质而言──的一个最好的实践者！一个微缩了的精神标本！但最后，他既不是战死沙场（按这两个字的本义讲），也未能终老天年，而是在他还充满了生命活力与战斗激情的时候 ，悲惨地死于他的对手的阴沉的暗算之下！这就不能不让人在寒透肌骨的悲凉中只好「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了。
至于托氏所引起的争议，则明显来自他那充满了矛盾的思想和性格。
大约从四十五岁起，托洛茨基就开始了反对斯大林及其专制主义的斗争，并为此而花去了他后半生的全部时间。从力量对比和历史为他所设定的角色去看，这真可以说是一场命运悬殊，徒劳无益的英勇无畏之战！是一场注定没有希望取胜却又不屈不挠，毫不退让与妥协的勇敢者之战！其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誓将斗争进行到底的西西弗精神，固然可歌可泣，可感可佩，但正是这个脚跟一旦离开革命的保护就会受到致命一击的「阿基里斯」，却在历史提供的为数不多的几次有可能使他战胜对手的机会面前，表现出令后来的所有研究者都迷惑不解的软弱、怯懦和无所作为。托洛茨基是机会之神，历史之子，对历史事变有着近乎本能的敏感与直觉，深邃的洞见和非凡的胆识常常使他远在历史的大潮还没有到来之前就能听到它隐隐的涛声，并善于抓住由此所造成的一切机会，从而成为驾驭事变的能手──就一如他曾在1905年革命和其后的十月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他曾像巫师一般，准确预言了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原则将必然导致的党的蜕化28，也曾提早警告了法西斯的崛起及其造成的危害；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他也不幸言中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政策所遭致的失败。然而，也正是这个一再表现出非凡预知能力的「先知」，却在列宁已经将炸弹填好，只等他去动手引爆──在党的十二大上代表列宁出面，去为受到压制的格鲁吉亚人辩护，向斯大林开炮时，他却匪夷所思地放弃机会，以生病为由，拒绝了列宁的吁请！不仅如此，在列宁死后公布列宁「遗嘱」29，按理应照「遗嘱」所示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时（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直接罢免斯大林的绝佳机会），托洛茨基却再次判断失误，不仅未能果敢地抓住这次稍纵即逝的机会，反而有些无动于衷，错失良机，故作宽洪地与他的对手们一起挽留斯大林，由此造成了他一生中最追悔莫及的错误。即便如此，机会仍没有最后离他而去：1925年，当三驾马车突然翻脸，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结成新反对派，与斯大林拉开架式争吵时，托洛茨基只要行动起来，像他之前和以后所做的那样，满怀信心地投入战斗，提早与季、加结盟，那么局面仍有可能改观，历史的天平仍有可能向他这一方倾斜。然而，关键时刻，他却表现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退让与回避，宁愿默不作声地呆在一边袖手旁观，也不肯投入他的火力！眼睁睁看着这最后一次机会同他擦肩而过。
是的，托洛茨基是雄辩家，是弄潮儿。与斯大林这样总是隐身于幕后的党务专家相比，他更适合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在唾沫横飞的讲坛上去施展才华，主宰沉浮。愈是激流滚滚，愈是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他的发挥就越卓越；反之，越是风平浪静，越是按部就班，他就越不知其所措。在那些追随列宁多年的老近卫军中，在那些更多是植根于俄罗斯本土文化、本土经验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中（斯大林就是他们之中的典型代表），托洛茨基无疑属于典型的「海归派」、外来人，虽也不乏有他的追随者，必要时也难免会搞些拉帮结派的「小动作」，但他的经历、他的教养、他流亡国外时所受到的欧洲文化的熏染，甚至还包括他身上的某种浪漫气质，都使他更像是一个浑身充满了正义的激情和勇敢的想象的吉珂德先生，因而更渴望也更喜欢在正面的交锋中，去光明磊落地挑战对手，打败对手，而不屑于躲在一边，阴谋盘算，暗箭伤人，更不屑于去玩弄一些所谓的官场技巧、政客权术了。他的高傲自负，不仅使他一次次的低估对手，一次次的错失良机，而且还使他在对待和处理一些关键性的政治细节上，过于的轻率马虎，漫不经心。出于虚荣，他曾数度拒绝了列宁要他担任自己的副手──副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提议；同样也是出于过分敏感的虚荣──生怕给人造成争夺列宁继承人位置的形象，他又推掉了在列宁逝后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作全党政治报告的殊荣；尤其在列宁去世后要不要及时赶回莫斯科参加列宁葬礼的敏感而又关键的问题上，他更是表现出了少有的笨拙与迟钝。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托洛茨基可以说是被他自己的高傲性格一点点地打败的。
至于讲到托氏的思想、理论，那么，今天已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是──亦如他整个一生的活动那样，他的那些思想、理论，既包含有一些正确的、值得注意的合理成分，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和混乱，甚至有不少自相矛盾，不切实际之处。就以其影响极大的「不断革命论」为例，这个直到今天仍有很大争议的理论，若就其精神意义而言，应该说还是具有某种合理因素的，但若就其思想内容来讲，那么，它所包含的冒险主义性质，它的急躁冒进的特点，却也是不容掩饰也不能回避的。而且，从它所包含的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内在逻辑去看，「不断革命论」与他的另一大理论──「世界革命论」，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抵触，至少两者的契合与互洽不那么的妥贴、圆通。至于托氏的其它理论，比如他的「热月政变」的理论，他对党和国家机关官僚化现象的批评，以及他关于苏维埃民主的要求等等，显然都具有相当的正确性、合理性。作为对苏维埃党和国家机关的蜕化现象，进而对斯大林体制及其痼疾最早发出的担忧、警告和针砭之一，托洛茨基在这些思想和理论──以及本文所提到的其它一些思想和理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敏感与卓识，理应得到应有的尊敬与评价，这是无疑的。同时 ，又不能不指出，即使如此，这些思想、理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也只有而且必须放回到一定的历史框架中才能估价出来。因为，比这些思想和理论更重要、也更具有决定性的是，历史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它们所固有的逻辑，以及所承载的内容！更何况──正如本文作者所一再指出的那样，托氏的这些思想、理论中，也还包含了一些明显的缺陷与不足，甚至是矛盾和混乱。所以，整个来看，对托洛茨基一生所作出的思想理论贡献，似不宜估价过高。
应该看到，在托氏的思想活动中，信徒一般的忠顺、执着与思想家的独立意识、创造冲动总是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主导其精神创造活动的两条并行线。这两条线，时而交相激荡，发出撞击的嘶鸣，时而和谐共振，奏出动人的音符。由此构成了一种我称之为「托洛茨基理论困窘」的思想现象。大体说来， 这一思想现象最突出的表现是：先假定有一套不证自明的公理系统，再按照它所给出的公设与步骤来演算历史运动。但由于历史运动是变量不是常数，是革命质能公式中的「X」，为了使演算结果符合公设推导的标准答案，这就需要托洛茨基运用他的理论活动，去补足运算中的缺项，把未知数变成已知数。前者──公理系统──给定了托氏理论活动视域的最大接口，后者──历史中的未知部分──则为他的理论创造留出空间，使之能够作一定量级的跳跃和偏离。由于规则限定，托氏的创造既有可能在他目力不及的远方与系统的某些方面发生冲突，同时也有可能在他目力所及的地方注意尽可能地与系统保持一致，不作太大的偏离。所以，与教条主义相比，托氏的理论多了几分机会主义的气息，而与机会主义相比，却又多了几分教条主义的意味，最后，与这两种主义相比，又不免多了一些修正主义的性质30，只不过，它不是为了使理论符合现实而去修正理论，却是为了让现实满足理论而去修整现实、提升现实。 所以，托氏的理论最终总免不了有些急躁、操切的痕迹。
在我看来，这样的「理论困窘」，是托氏一生的宿命，也是他以及他所代表的托洛茨基主义及其运动──包括他所创立的第四国际所面临的矛盾和困境所在！亦如他早年的飘忽身影，正是他时而孟什维克、时而中间派、时而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摇摆所投射的影像一样，托氏在其后半生倾尽全力所开展的反斯大林斗争，之所以在现实中处境尴尬，模样难堪，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说明。尽管我们不能否认，托氏的斗争确实有坚持十月革命理想的一面，但作为一种运动而不仅仅只是思想，他自身所固有的窘困，却早已将他设定在一个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二难境地，再难以走出那个自我相关、自相缠绕的怪圈，而只能勉力地去担起命运的重闸，扮演起一个左右受敌，进退两难的尴尬角色。因此，即使是托洛茨基本人，也很难摆脱那个斯大林恶咒对他的困扰（斯氏常指斥他反对列宁、反对列宁的党、反对列宁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等），很难摆脱他与整个布尔什维克党、与整个苏维埃社会的关联，因而总是竭力想把自己所反对的和自己所捍卫的东西区别开来。他既无法否认苏联的存在，又无法接受苏联的现实，便只好极力将斯大林与俄共党、将斯大林的专制体制与苏维埃社会的制度与性质区别开来。所以，他从始至终都不肯放弃苏联是个「工人国家」的政治判断。而他愈是想彻底解开那个缠绕不清的结，就愈是陷入到更深的矛盾与痛苦之中31（他在理论上一步步的退让与此不无关系）32。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整个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困境与尴尬。
以上自然也只能算是一种个人角度、个人眼光。对托洛茨基来说──不管是就其思想还是就其活动，分歧和争论总是难免的。所幸的是，在经过几十年的折腾之后，如今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已大体能够按照历史和事实，尤其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方向来客观进行，而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动辄就从典册章句出发，动辄就要看他是合于典章还是不合于典章。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过去看得不太清楚的问题，如今已可以看得相当清楚；一些过去因为种种禁忌而让人不敢触及的问题，如今也已变得不再那么的森严和不可冒犯了。所以，即使迄今为止，托洛茨基仍是唯一一位没有获得正式平反的反对派领袖，但在许多研究者心目中，当年由斯大林一伙所强加给他的那些罪名和指控，则早已反过来，成了斯大林时代独裁、专制的耻辱柱。它们显然已不再是对托氏评价的障碍。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对托洛茨基的公正评价，或者说恢复托洛茨基本来面目的问题，应该不会再是甚么太困难的事。从这一点说，我对〈托文〉作者所作出的研究和努力是尊重的。我不能苟同的是──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而言，如果只是一味地执着于一种全面翻牌的逻辑，无视托洛茨基思想与活动中的那些缺陷和不足，硬要将过去的一无是处改写成一无所非，把一塌糊涂说成全面正确，通体透明，以便再为人们塑造出一个无所不知的「先知」或「救主」，那么，恕我直言，这与其说是在恢复托洛茨基的「真实面貌」，倒不如说是在制造新的神话与迷信！而今的读者，又还有几人会认真地相信这样的神话和迷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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