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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关于新经济政策
1926年，在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联合反对派同斯大林主流派的争论中，新经济政策是个焦点。尽管由于新经济政策是列宁生前所订，在令人崇敬的领袖刚刚去世之后，谁也不会去冒触犯列宁思想遗产的风险，因而，表面上并没有人对新经济政策直接提出批评。但从托氏等人关于加速工业化，加强计划化和集体化，以及出于对农村资本主义因素增长的忧虑而提出的限制富农，对富农课以重税等主张中，还是不难看出，根子就在新经济政策！这是关键，也是双方分歧的实质之一。
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新经济政策的真正意义，是在于它启动了被革命和战争打断了的市场机制，开启了一条通向市场经济的大门。恰恰是这一点，与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明显不符，因此，新经济政策实行之初就在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列宁为此而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并将之解释为一种暂时的「退却」，一种「迂回曲折」的进攻。在随后的几年里，列宁为新经济政策倾注了大量心血，写了不少文章，不断发现和挖掘新经济政策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给予新的阐释和提升。大体说来，列宁赋予了新经济政策这样几重意义：
（1）是从非常态的战时体制转向常态的和平建设体制的一种过渡8。在强制与半强制的战时体制下，你可以用超经济方法向农民强行征集「余粮」──或者像列宁后来所说的那样，有时甚至是农民的「必需粮」，但在和平体制下，你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余粮收集制后来引发的严重危机、动荡和全国雪片一般的抗议都已证明：农民决不允许将强制的战时纪律永远盘旋在他们头上！
（2）新经济政策是工农两大阶级政治联盟的经济基石。平等的联盟，必须以平等的交换关系作基础，否则，政治平等就无法得到保障。「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它在哪里？在同农民进行商品交换！！」9
（3）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适应于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建设道路、建设方法，它「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10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多数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不能抛弃小农，而必须采取与之结盟的战略，为此，就需要找到一种适合他们，为他们所乐于接受的方法，以便在自愿和平等的基础上，改造他们，带领他们一同走上社会主义。改造小农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所以，新经济政策也是长期的。
然而，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很多布尔什维克高层领导却一直未能认识到，新经济政策实则是从战时体制转向和平常规体制的一次根本性的战略转移！他们恪守着某些战时共产主义的也是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信条和思想原则，将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把商品关系、市场原则等同于资本主义，视个体劳动为危险的自发资本主义势力，所以，对新经济政策实行几年后重新活跃起来的农村经济状况和市场经济关系作出了片面的、也是夸张的估价。
不错，托洛茨基本人早在20年初就曾提出过实行粮食税的建议。多年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11：
我从乌拉尔带回大量有关经济情况的考察报告，这些报告的结论，一言以蔽之：必须抛弃战时共产主义。我的实地调查使我相信，因内战条件强加于我们的战时共产主义方式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恢复我们的经济生活，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引进个人利益的成分；换言之，必须恢复某种程度的国内市场。我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个方案，计划用一种征收粮食税的办法来取代征粮制，并恢复商品交换。
但事实上，托洛茨基当时的认识远不像他后来所标榜的那样，似乎已真的看透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本质，否则，他就不会在自己的建议被否决之后，立即又迅速祭起战时共产主义的法宝，并将之严厉地贯穿到铁路系统的整顿中，进而更提出了「劳动军事家化」，「拧紧螺丝钉」等加强战时体制的口号，由此挑起了一场关于「工会国家化」问题的争论。细观托氏在争论中的主张，他与列宁的分歧，实质上是一个要不要将战时原则继续运用于和平时期的问题。从托洛茨基后来的一系列主张及其表现看，应该说，托氏的思想一直都未能走出战时共产主义的迷雾。
需要指出，人们通常所说的战时共产主义，实际上包含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内容。一类是指那些为应付战争需要而采取的、具有强烈军事化特征的临时性措施；另一类则是指为「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而采取的措施（两者中又有少量交叉）12。后者虽然大多是在战争时期实施的，但其理论、原则，却是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已确定了的，诸如剥夺剥夺者，实现国有化，迅速消灭小农，实现集体化，以及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等等。这是所有社会主义者，也是每个布尔什维克都深信不疑的信条。所以，当列宁提出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时，党内的思想阻力实在不小，就即使是像托洛茨基这类敏感而又务实的领袖人物，也只不过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为缓和巨大的军事压力而被迫作出的暂时退让。列宁则不同。正是在工会问题的争论中（此时刚好结束的克里木战役成了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标志），列宁敏锐地抓住和平时代已经到来这个主题，开始从时代转折的高度来考虑如何突破战时共产主义的局限，以实现工作重点也是战略中心的根本转移。可以说，列宁在争论中之所以会在工会国家化问题上发生重大的立场转移（从赞成到反对）13，正是他在时代转折的推动下来重新审视和调整战时共产主义的战略与策略，以为和平时期的建设寻找出一条更适合俄国国情的道路或方法的一次重要探索，它为后来以新经济政策为标志的战略大转移作了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并由此而成为列宁晚年一系列思想嬗变的开端和起点。沉醉于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梦想中的托洛茨基，却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也不理解新经济政策所包含的巨大历史意义，所以他才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一道，对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后果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从理论上讲，托洛茨基等人是不相信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但无论是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表述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中，还是从托氏所主张的工业化、集体化、计划化要求中，实际上都暗含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逻辑。或者，审慎一点看，起码也可以说，托氏等人在欧洲革命迟迟没有爆发的情况下，怀着如何将俄国革命坚持下去的忧虑，迫切希望能够尽快地加强它的社会主义因素，减少和限制资本主义因素，并且尽其所能地保持它纯粹社会主义的性质。正是沿着这样一种思路，托氏等人才认为，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得到恢复的商品货币关系，以及重新活跃起来的个体、私有经济，不仅中断了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梦想，而且还加强了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并使富农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加剧了农村的阶级斗争态势。为此，他提出的加速工业化，实行集体化，向富农课重税等主张，其着眼点，都是为了抑制新经济政策的「消极因素」（资本主义），加强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问题在于，俄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否真像他们所担忧的那样，已经严重到了如此危险的程度呢？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正像今天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苏俄政府当时所使用的「富农」一词，是个标准混乱，含义模糊的概念。按照这个边界并不清晰更远远谈不上科学的称谓所统计出来的富农数，在集体化以前的1927年，也只占总农户的约3.9%左右，其经济水准则只略当于战前的中农，或比中农稍好一点14。其次，关于农村中的两极分化现象，无论是当时的统计还是事后的研究均表明，这种分化实际上是一种有利于共同富裕的积极现象。因为，农村的分化层主要发生在贫农阶层，其分化趋势是大量贫农上升为中农，少量贫农则因各种原因破产沦为农村无产阶级；直至集体化开始之前的1927年，中农已占到农村人数的62.7%，贫农则只占33.4%──这就是所谓的「中农化」现象。对此，无论是生前的列宁还是后来的布哈林，都对之作出了积极评价。而两极分化的分化层应是中农15。若少量中农上升为富农，大量中农下降为贫农，则可谓之两极分化。应该注意区分这两种分化的不同性质，还应该看到何为主体，何为支流。从这个角度看，当时农村分化的总趋势主要是良性而非恶性。再次，是关于农村个体经济包括一部分富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是姓资还是姓社？这个问题，以其说是一个现实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观念问题。而托氏等人正是出于其直接过渡的传统观念，才对之作出了否定性的评价，惊之为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扩展。由此可见，托氏虽然在名义上并不反对新经济政策，但他沿着战时共产主义的思维惯性所得出的结论、对策，实质上与斯大林后来的做法并无甚么本质的不同，其逻辑指向到头来还是将导致新经济政策的终结！至于托氏当时提出的工业化是否可行的问题，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愿不愿、想不想的问题，而是有无可能的问题，是工业化的资金从何而来的问题。如果按照托洛茨基的设想，在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硬要采取削减农业投入（以及向富农课重税）的办法来增大工业投入，别说这本身省不出几个钱，就算真能省出钱来，在低生产、低投入的经济水准下，农业一旦因投入减少而出现萎缩，也会反过来成为制约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相形之下，布哈林主张在发展农业以增加农业积累的基础上再来扩大工业生产（投入）的想法，倒是要切合实际得多。
但如果说，托洛茨基当年提出的这些理论和主张尚不失其革命者的真诚，并且尚有其难以摆脱的历史局限和思想局限，故而多少还能让人感到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今天的作者──正如〈托文〉的作者一样，再来不加区别地重复托氏的这些主张，并将之视为唯一正确的理论而给予全面的肯定和热情的颂扬，却实在让人有些不可思议。其中，最让人不可理喻的，就是作者关于计划与市场的那一番新奇的议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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