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释：
　　(1) 这是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例如，可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4、66、327等页。
　　(2) 联邦德国“新社会批判史”学派自称Neue Sozialgeschichte（新社会史），因它强调史学的社会批判功能，一般被称为“新社会批判史”或“社会批判史”。伊格尔斯还称其为“政治社会史”。（参见伊格尔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史学的新方向》G.Iggers，New Directionsin Historical Studies Republic〕，载《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1984年第1期第61页）。〔Georg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3) 科恩：《科学革命的结构》（Thomas S.Kul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芝加哥1970年第2版，第175页。
　　(4) 参见纳德尔：《历史学家面前的历史哲学》（G.H.Nadel，Philosophy of History before Historians），载《历史与理论》，第3卷（1964年）。
　　(5) 参见斯托扬诺维奇：《法国的历史方法：年鉴派的范型》（T.Stoianovitch，French Historical Methods：The Annales'Paradigm）。伊萨卡，1977年。
　　(6) 研究史学本身的发展，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不断探求史学的革新，可以说是新史学的一大特点和一大贡献。正是他们研究历史学家的“技艺”（布洛克，Le metier de l'historien）、深入历史学的“作坊”（孚雷〔F.Furet〕，L'Atelier de l'histoire），立志要为历史学而战斗（费弗尔，Combats pour l'histoire）。
　　(7) 即使年鉴派也不能等同于西方的新史学，尽管年鉴派在70年代提出“新史学”一词，并有意识地以此取代“年鉴派”的称呼，用以表明它不是一个狭义的流派。不管如何，完全根据年鉴派来概括西方新史学的范型是不够全面、确切的，更何况年鉴派本身也有许多变化。俄国学者古列维奇甚至认为，说“年鉴派”有统一的“范型”都值得怀疑（参见古列维奇：《历史综合与“年鉴派”》（А.Я.Гуревич，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синтез　и　Школа　“Анналов”），莫斯科，1993年，第31页）。
　　(8) 转引自古列维奇，前引著作，第131页。布罗代尔还说过：“在吕西安·费弗尔去世后（1956年），我甚至想停办年鉴杂志。当我于1970年撒手时，杂志已不再符合布洛克、费弗尔或我自己的思想”（转引自《史学理论第1期第115页）。不过，在古列维奇看来，偏离布洛克和费弗尔的恰恰是布罗代尔，他的“地理──历史结构史”研究》1994年忽视了心态史和文化史（参见古列维奇，前引著作，第134页）。这个问题需专门研究，这里就不多说。
　　(9) 参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1期第16－17页。
　　(10) 转引自《史学理论》1988年第2期第90页。
　　(11) 例如，勒高夫（J.LeGoff）就不同意多斯的意见（勒高夫1991年12月与古列维奇的谈话。参见古列维奇，前引著作，第296页）。
　　(12) 伊格尔斯：《80年代的历史学──十年回顾》，载《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第102页。
　　(13) 70年代以来，“年鉴派”前两代宗师布洛克、费弗尔、布罗代尔强调的“总体史”思想在部分新史学家中间引起了怀疑和反对，如肖努（P.Chaunu）、孚雷、贝桑松（A.Besanson）、诺拉（P.Nora）等，并称目前已处于“史学碎化”的时代（诺拉语）。但以勒高夫为代表的另一些新史学家，仍然坚持总体史的方向，并对历史综合作了新的探索，对总体史作了新的解释，指出并不是只有布罗代尔那种强调结构、过程的包罗万象的著作才是总体史（参见拙文《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
　　(14) 勒高夫与古列维奇的谈话，古列维奇，前引著作，第299页。
　　(15) 卡尔：《历史是什么？》（E.H.Carr，What is History？），伦敦，1962年，第3页。
　　(16) 布吉耶尔：《年鉴派史学的演变和现状》，载《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26
　　(17) 勒高夫与古列维奇的谈话，古列维奇，前引著作，第298页。
　　(18) 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页。
　　(19)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1972年，第474页。
　　(20) 转引自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第161页。
　　(21) 勒高夫与古列维奇的谈话，古列维奇，前引著作，第299页。
　　(22) 一般也称之为“传统史学”，但为避免与西方“传统史学”概念上发生混淆，本文都称之为“古代史学”。
　　(23) 参见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77页。
　　(24) 参见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59页。
　　(25) 参见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26) 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40页。
　　(27) 有论者指出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有其内在的因素，是从古代史学发展演变而来，反对“移植论”、“断层论”（参见陈其泰，前引著作，第177－179页），这是有道理的。任何外来的影响都离不开对本土传统的吸收、离不开本国的国情，不过无论如何对外来的影响也绝不能忽视。外来影响往往也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
　　(28) 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三联书店，1956年，第161页）。
　　(29) 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30) 参见同上书，第33－34页。
　　(31)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载《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1972年，第4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