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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它与后现代理论相呼应，在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消解权威、倡导多元文化研究的潮流中，开始崭露头角，并以其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评性纠正了本世纪上半叶的纯文本形式研究的偏颇，而具有更广阔的文化视域和研究策略。殖民主义诸种理论，旨在考察昔日欧洲帝国殖民地的文化(包括文学、政治、历史等)以及这些地区与世界其他各地的关系。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探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之间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
后殖民主义理论受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理论影响很大。同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和《地球上的不幸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对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有重要的开创作用。当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理论则成为后殖民主义思潮中的核心话题。后殖民主义兴起的时间，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是在19世纪后半叶就已萌发，而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始出现的一种新的意识和新的声音。其理论自觉和成熟是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年)出版为标志。在赛义德之后，最主要的理论家有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霍米·巴巴(Homi K.Bhabha)等。斯皮瓦克将女权主义理论、阿尔都塞理论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整合在自己的后殖民理论中，从而成为一个有影响的批评家。而霍米·巴巴则张扬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注重符号学与文化学层面的后殖民批评，并将自己的研究从非洲文学转到印度次大陆上来。
美国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Said 1935-)的东方主义研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权力批判倾向。他在这个世界的话语权力结构中看到宗主国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与边缘国政治文化的明显二元对立，在这种对立的权力话语模式中，边缘国往往是仅仅作为宗主国"强大神话"的一个虚弱陪衬，一种面对文化霸权的自我贬损。这种强权政治虚设或虚构出一种"东方神话"，以此显示其文化的无上优越感。这就是"东方主义"作为西方控制东方所设定出来的政治镜像。
东方主义的概念的宽泛性，使其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充满误读。而误读者有以下几种：有持第一世界(西方)立场，制造"看"东方或使东方"被看"的话语的权力操作者；有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强烈的民族情绪使其日益强化东西方文化冲突论，并以此作为东方形象和东方作为西方的"他者"存在的理由；有既是第一世界文化圈中的白领或教授，却又具有第三世界的血缘的"夹缝人"或"香蕉人"(外黄里白)的人。他们在东西冲突中颇感尴尬，面对西方经常处于一种失语与无根状态，却在面对东方时又具有西方人的优越感。而赛义德所谓的消除误读的"正读"，是要超越那种非此即彼的僵硬二元对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模式，强调那种东西方对垒的传统观念应该让位于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第三条道路"。这种超越传统的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东风"的僵化对立模式的新路，正是赛义德要纠正东方主义权力话语的意图之所在。他并不是要人们走极端搞一个"西方主义" (东方人虚构或解魅化的"西方")，正如德里达解构"中心"的目的不是要使某"边缘"成为新的中心，而是要取消中心达到多元并生一样，赛义德要消除的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并力求超越东西方对抗的基本立场，解构这种权力话语神话，从而使东方和西方成为对话、互渗、共生的新型关系构成。
"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虚构了一个"东方"，使东方(Orient)与西方(Occident)具有了本体论上的差异，并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从而"创造"了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质，使自己终于能把握"异己者"。但这种"想象的地理和表述形式"，这种人为杜撰的"真实"，这种"东方主义者"在学术文化上研究产生的异域文化美妙色彩，使得帝国主义权力者就此对"东方"产生征服的利益心或据为己有的"野心"，使西方可以从远处居高临下地观察东方进而剥夺东方。赛义德认为，这种东方主义者的所谓纯学术研究、纯科学研究其实已经勾起了权力者的贪欲，这无异于成为了帝国主义帮凶，这种制造"帝国语境"强权征服的东方主义，已不再是纯学术而是成为强权政治的理论基础。因为正如拿破仑1798年入侵埃及起就在全世界拉开了西方对东方掠夺的帝国主义阶段一样，十九世纪初当几位德国的东方主义学者初次见到一尊奇妙的印度塑像时，他们对东方的欣赏情趣立即被占有欲所置换。因此，"东方主义"有可能在制造了西方攫取东方的好胃口的同时，又不惜通过编造神话的方式美化"东方"清白的受害者形象，制造出又一轮的"被看"方式。
赛义德强调，一种文化总是趋于对另一种文化加以改头换面的虚饰，而不是真实地接纳这种文化，即总是为了接受者的利益而接受被篡改过的内容。东方主义者总是将改变东方的未来面目使其神秘化，这种做法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工作，也是为其所信仰的那个东方。东方主义将东方打碎后按西方的趣味和利益重组一个容易被驾驭的"单位"，因此，这种东方主义研究是"偏执狂"的一种形式，是一种知识-权力运作的结果。"它创造了一种永恒不变的东方精神乌托邦。" 在赛义德看来，西方为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而编造了一整套重构东方的战术、并规定了西方对东方的理解，通过文学、历史、学术著作描写的东方形象为其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统治服务。这意味着作为一种权力和控制形式的东方主义在内容上是有效的，这种有效在建立"白人"优越论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同时，使从事东方主义研究的知识分子陷入一种"失败"主义情绪中："东方主义的失败是知识分子的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东方主义站在与世界一个地区完全对立的立场上，认为这个地区同自己所在的地区不同，因此它没有看清人类的经验，没有将东方看成人类的经验" 。也就是说，作为东方主义者的西方知识分子，利用文化研究并没有增进人类总体经验，并没有消除民族主义和宗主国中心主义的偏见去解释人类文化的总体体系，而是通过对东方的文化研究参与着种族歧视、文化霸权和精神垄断。赛义德要质疑这种文化研究的内在矛盾和困境，削弱这种唯心主义式的文化特权，因为对文化霸权的"抵抗"同权力运作一样，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
赛义德要使知识分子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误区中"超前性"地走出来，从东方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真正进入多元共存的后现代世界格局之中。为此，他强调后殖民主义思潮在种族与性别问题上对欧洲中心主义与父权中心主义的广泛深入批判的现实意义。尽管东方主义的误读使东西方之间的不平等和对峙仍然存在，但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使人们意识到，这种不平等和对峙不会长久，而终将在人类互相理解和达到的共识中成为正在消失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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