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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已经构成这样一种霸权式的文化控制的话，德里达的的著作就是针对这种霸权的一种解放行为。他将他的全部写作都聚集于对这种霸权的揭露、发现和诋毁上面。关于解构，我们应该明确地将它置于针对形而上学的语境中来对待。德里达相信，形而上学已经深入到各个角落，西方的每个毛孔都透着形而上学的汗渍，我们无一例外地呼吸着形而上学的空气。在这种恐怖的形而上学氛围里，我们怎样摆脱形而上学的控制力量和渗透力量?形而上学不仅仅是穿在身上的外套，它已经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它已经构成思想的天性，构成认知、思考、写作的血肉器官，德里达以一种小心翼翼的警觉方式对一系列的西方思想家进行了耐心的解读，这些思想家包括柏拉图、卢梭、胡塞尔、海德格尔、索绪尔、弗洛伊德，列维-斯特劳斯等，德里达在这些思想家那里发现他们以各自的隐秘方式和形而上学达成了默契，他们既是形而上学的例证，又悄悄维护和扶植这种本质论的形而上学。在这个名单的最后，出现了当时尚未成名的福柯--这一点意味深长，作为形而上学例证的一个代表，福柯同那些经典大师并驾齐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疯癫史》的推崇，而且，德里达在他演说的开头向这部巨著表达了敬意："这本书在许多方面令人仰慕，在广度和风格上强劲有力，对我来说尤其具有威慑力，由于曾有幸就读于米歇尔·福柯的门下，我仍然保留着一个门徒所应有的敬慕和感激之情。"①就此而言，德里达不愿将他对《疯癫史》的解读视作是对福柯的挑战，而是视作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对话，尽管这场对话并不令人愉快，而且德里达将老师划为形而上学的例证。
实际上，福柯在许多方面同德里达十分近似。如果说《疯癫与文明》确实存在着形而上学残渣的话，但它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抵制着形而上学。就理性/疯癫作为一个对称的对立命题而言，它们确实符合形而上学的基本模型，但是，在另一方面，疯癫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本质主义概念，疯癫不是自古就有和一成不变的，相反，它是被逐渐地建构起来的，疯癫是社会力量的客体化对象，它本身接近于空的概念，只是在不同时代，在不同的理性背景下，依据不同的外在力量，疯癫才获得它的所指和意义，疯癫的所指和意义因而不再是稳固和确定的。"福柯根本没有界定疯癫，疯癫并非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的认知对象。相反，疯癫本身就是一种知识：疯癫不是一种疾病。它是一种在不同阶段游移不定，或许是异质性的意义。福柯把疯癫仅仅看作一种功能性的现实：在他看来，疯癫仅仅是一种由理性和非理性、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共同造就的纯粹功能。"②
作为功能性的疯癫概念也是一个空的能指，它随机地和临时性地等待着意义的填充，这与其说是一个确定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概念。这样机动性的疯癫就抛弃了本质主义的幻觉，抛弃了定义神话，最终抛弃了形而上学诉求。
《疯癫与文明》始终在形而上学和反形而上学，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摇摆，这是福柯犹豫不决的开篇。此时，福柯并没有下定决心清算形而上学，他现在在全力以赴地清算理性和道德，理性和道德是形而上学的某种表现形式和派生形式，但它决非形而上学本身。福柯后来对《疯癫与文明》中本质主义残渣作了自我清理，他对揭示某种疯癫经验的现象学尝试不甚满意，"疯癫史"似乎意味着存在着某种一致性的疯癫过程，但它同时也意味着语义在不停地变迁着的疯癫。疯癫就这样被福柯的两种取向撕扯着，德里达也正是在此抓住了把柄，他对福柯的空的疯癫概念视而不见，却相反地纠缠于福柯的"疯癫经验"，纠缠于福柯的带现象学痕迹的形而上学倾向。但是，让我们再强调一遍，《疯癫史》的意图并非是对形而上学的清算，它全力以赴所作的是对理性禁闭和道德禁锢发出怒吼，福柯从未对形而上学抱有好感，只是他不像德里达那样在哲学内部专注于清算形而上学本身，不像德里达那样紧紧地盯住作为纯粹的思想形式的形而上学本身。福柯关注着形而上学思想引发的一系列效应和形式，关注着形而上学在历史和当代的一系列现形。确实，福柯对形式、史实、现象更感兴趣，他从它们出发，从另一个途径，揭示了形而上学的神秘化和霸权功用。尽管如此，福柯还是从纯粹的理论和知识的角度对形而上学作了全面的回应，先是在《知识考古学》中，后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中，福柯猛烈地敲响了形而上学的丧钟，在这两个文本中，我们将会看到，他和德里达的分歧其实是最小限度的分歧，是微不足道的分歧，也就是说，只是在形式上存在着分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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