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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疯癫也许不会轻易让步。福柯指出，笛卡尔的这个文本严格遵循两种话语模式：沉思实践和逻辑论证，它是它们的混和体，因而，它需要双重的阅读。也即是说，笛卡尔的这个文本，这个文本中的每一个陈述，都应该嵌入到与它有关的语境中，应该嵌入到与它发生交叉的陈述和话语形式中，而不是像德里达那样"将话语实践化成为文本踪迹，进而忽略话语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对福柯来说，文本应该将自己置于一个实践语境之中，文本同各种各样的体制、中介、阶级、社团、群体、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在福柯这里，文本是一套话语事件，是客观事件，它自我复制、分裂、重复、模拟、扩增。"对一本书而言，我不愿意赋予它这样一个文本身份，即它既可以作为教学法也可以作为批评的结果而简化处理，相反，我更乐于承认，一本书对于将它呈现为话语，同时也是战争和武器、计谋和冲撞、斗争和伤口、事态和痕迹、不规则的相遇和可重复的场景等显得无动于衷。"①因此，文本占据着整个战略性的社会空间中的某一个位置，它是复杂的力的织物中一个相关性要素。对福柯来说，"全部工作的重点在于分析那些把话语、机构、实践联系起来的事件，知识和系统形式，即德里达文章中只字不提的那些东西"。②这就和德里达的文本理论迥乎不同。德里达不愿将文本置于语境的深渊，不愿考虑文本的外在信息，不愿将文本绑扎在其他要素之上，不愿将文本视作为权力的实践，这就是他和福柯对待文本的根本差异，也就是他和福柯在笛卡尔的那个文本中读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的原因。文本理论如此的迥异，难怪德里达指责福柯的"结构主义的极权主义"倾向后，福柯会如此愤怒地反击德里达主义："这是一种很明显的有特定历史背景的拙劣的教学法，这种教学法告诉学生，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这是这样一种教学法：它赋予教师声音一种无限的权威，容许他们无限地重写文本。"③就德里达而言，在读解笛卡尔时，这种"无限的权威"就表现在他可以肆意地和想当然地"删掉了一些原文(只需将拉丁文原文与法译本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被删掉的部分)，省略了行文中的差别(论疯癫与论梦两段在句意和文法上的对立)，抹去了话语的基本特点(实践与论证同时并进)"。
赛义德将福柯与德里达的文本理论作了如下精辟的概括："德里达的批评使我们陷入文本之内，福柯则使我们在文本内外进进出出。"④这两种理论模式围绕着笛卡尔的这段论述展开了较量，福柯将文本作为一套话语事件置于具体的社会实践语境中，而德里达仅仅局限于文本本身，他切断了文本同外在世界的联系通道，这两种理论在对待笛卡尔的同一段文字时，居然得出了迥异的结论。但是，这两位重要的法国思想家真的没有相通之处吗?
实际上，两人可以一致地站在反本质主义、反形而上学的旗帜下。德里达的一个主要计划即是挑战形而上学。对他而言，形而上学是一个全盘性的巨大的西方传统，这个传统逐渐累积下来形成某种根深蒂固的常识，也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无意识，德里达将这个西方传统命名为"在场的形而上学"，其框架即是将存在确定为在场。它深信那种基础主义本源论，本源具有优先性、决定性、控制性，万物正是以它为基础生长，漫衍，显现，出场。在表象和本源之间，就存在支配性的逻辑关系，就存在着明确推理式的理性关系，就存在着决定性的臣属关系，这样一种再现式的思维全面浸入到西方传统中，无疑，它也深入到西方哲学中。
在德里达看来，这样一种哲学方式和思维方式已经牢牢控制了人们的所思所为。人们总是不自觉地陷入到这种形而上学的操纵中，他们毫不迟疑地在逻辑的轨道里跋涉，他们对任何偶然性都不以为然，他们心安理得地依赖于某些成规、定论、公理，他们慵懒地沐浴在理性的光辉下。在形而上学内部，没有质疑，没有欲望的地盘，没有意外的火花，没有感性的位置；甚至没有隐喻，没有修辞，没有歧义，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没有争斗，人们总是从这些大词--理念、目的、起源、存在、主体、意识、真理、上帝、理性、人等等--这些霸权式的词语出发，只是从这些准则、目的、标准出发，这样，才会感到心安理得，才可以摆脱盲目，接近真理，抵达理性之岸，才可以确保自身的有效性，真实性和确切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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