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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是卡夫卡的无与伦比的读者。他读解另一个的命运如同读解自己的命运，并在这种读解中把它和历史的主体关联起来。在一次谈话中本雅明说，对于当时反叛的一代犹太青年，共产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是仅有的选择。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种选择可以提供一种活动方式，但却无法提供那个唯一适合于本雅明的位置，那个"文人"的位置。在卡夫卡的国度，借尸还魂的"忧郁者"的心灵得到了一处宽绰的住所。如果我们用柏拉图的"英雄"与"诗人"间的古典关系来看待两人，我们会发现在两人之间，"英雄"和"诗人"神奇地互相补足了，正如同在两人共同的世界里，写与不写，绝望与希望总是互相占有。在本雅明的寓言时空里，卡夫卡是一个不可企及的象征，一个末日审判的具体引证。而透过卡夫卡迷朦的视野，正是本雅明在这个世俗世界上完成了卡夫卡自己在梦中无数次体验的事情，从"在世俗世界堕落的官能意义上再现寓言的意义"到最后对生命的绝弃。在两人之间，一切可以如此自由的进出，就象活与写不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让我们回到命运。在给神学家舒勒姆的信中本雅明写道："我们读卡夫卡时带着这样一种单纯的认识：他是一个失败者。"在另一处本雅明提供了更为详细的阐述："如果我们要公正地评价卡夫卡的形象的纯粹性和独特的美我们不能忘记一样东西：它是失败的纯粹性，失败的美。导致这种失败的环境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说，一旦一个人认可了最终的失败，所有的事情便一件接一件地出现在他面前，仿佛出现在梦中。而再没有什么有如卡夫卡强调自己的失败时的狂热那样令我们难忘。"本雅明不能不把这种失败同命运联系起来；他在一首儿歌里为这种命运找到了一个偶像。它就是"小驼背人"。在德国-犹太传统里，每当小孩跌跤或摔破了东西，妈妈便会说："笨先生瞧你呢"。孩子们知道，"笨先生"正是小驼背人；每当他溜进房间从角落里望着你，你便只能把一切都搞糟：
当我走进厨房，
那儿羹汤只待盛满，
小驼背人已经在那里，
我的小勺一下子折断。
当我走进房间，
去把床儿铺好，
小驼背人已经在那里，
浑身颤抖着哈哈大笑。
当我在凳子上跪下，
当我正准备祷告，
一个小驼背人正呆在屋里，
开口对我说道：
我亲爱的小孩子，求求你
也为小驼背人祈祷。 本雅明在卡夫卡的小说里同样听到了小驼背人的笑声(卡夫卡自己把它形容为"象落叶发出的瑟瑟声")，并在这个意义上把卡夫卡的作品视为一种"灵魂的自然状态的祷告"。在这种全神贯注之中，一切生灵都被包括进来，"如同在圣徒祈祷时一般"。然而这的确也是在为小驼背人祈祷，为坏运气祈祷。我们可以说，卡夫卡对命运逆来顺受的狂热丝毫不亚于强调自己失败的狂热。在笔记里卡夫卡这样写道："……和我与生俱来的是人类普遍的弱点。我用这种弱点(从这一点上说那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时代的消极的东西狠狠地吸收了进来；这个时代与我可贴近呢，我从来未与之斗争过，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倒有资格代表它。"也许这是一个命运和性格在一种自我意识中相辅相成的绝好例证，然而本雅明在此看到的也许正是一种谬误。正是这种谬误在卡夫卡身上造成了这样一种效果，以至于卢卡契把他称作"堕落的作家"，并视为历史性的"国际非理性主义"的代表(需要特别指出，卢卡契在此并不全错)。卡夫卡的自白在本雅明意味着另一种东西。在《弗朗茨·卡夫卡--逝世十周年纪念》一文中(那在当时还是一个不太出名的批评家纪念一个远非名噪天下的作家，卡夫卡的六卷集直到一九三五年才开始出版)本雅明写道："卡夫卡生活在一个互补的世界里，他为这个世界提供了补足性的东西，但却对包围着他的事物毫无意识。"
把生命置换成生命的表达，把完整的经验置换成残缺不全的体验，最终，在一种绝望的反抗中把自己视为命运的同谋，这一切决非始自卡夫卡。早在波德莱尔那里，这种现代主义纪元的诗的法则已然登峰造极。卡夫卡身上特别的东西--除了他那独特的智慧--也许是对命运的过分的意识和对性格的过分的怀疑(这使他成为在思想上最接近东方的西方大作家)。它的结果便是一种近于自虐的负罪感。我们或许可以说，他强调失败时的狂热和强调对命运逆来顺受时的狂热都不过出自那种体味负罪感的狂热。从格奥尔格(《判决》)到格里高尔·萨姆萨(《变形记》)，从流放地的军官到猎人格拉胡斯(更不用说地洞里的我，城堡下的K)，这种负罪感已变成命运最耀武扬威的场所。这首先引起了本雅明的怀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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