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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好友马克斯·布洛德的信中卡夫卡谈起一类人，这便是"德国犹太作家"。卡夫卡说他们的生活乃处于三种"不可能"之间：不可能不写--他们只能以写来驱散萦绕不去的灵感；不可能用德语写--在他们，用德语只能是一种"公开的或暗地的，或许最终是自讨苦吃的僭越"，即便没有人能从他们笔下挑出一个语病，这种语言也不是且永远不会是他们自己的财富；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写法--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以使用的语言。卡夫卡对此的总结是加上了第四个不可能：不可能写，因为那种绝望并不能通过写来减轻。
卡夫卡屡次把自己所属的这一类人称为"语言上的中产阶级"，而就在这个隐喻的意义上，这种困境变成了一种普遍的困境。而如果我们在这一类人中还想到弗洛依德，想到胡塞尔，想到维特根斯坦(奥地利出生的犹太人)，想到卢卡契(用德语写作的匈牙利犹太人)和阿多尔诺，最终，想到本雅明，那么我们也许就会毫不迟疑地把这个困境就在它具体、直接的意义上看作现代思想的命运。然而，在我们把目光转向浩渺的过去与未来，转向思想在现时代日益细碎的分工和形形色色的现代作品之前，让我们怀着同情和好奇注视这些奇特的人们。在语言的困境--广而言之是交流的困境--之外，"德国犹太作家"，或者用一个稍许宽泛些的称谓，德国犹太知识分子，还经受着一种来自内部的压力。这里所指的便是父子关系。汉娜·阿伦特说，正是父亲的精神构成了这一代人内心生活的基础。一个典型的犹太父亲往往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卡夫卡对自己父亲的描绘--但他并不把自己取得的成就看得多重。他梦想儿子生来是为达到更高的目标。这似乎是犹太教信仰的世俗翻版：那些在学习神的法律的人才是真正杰出而高贵的人，不该让他们被赚钱之类庸俗的事务所打扰。但这丝毫不意味着父子冲突就不存在了。相反，在那个时代的文学里这一主题比比皆是；而若不是处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中，弗洛依德大概永远也不会发明"俄底甫斯情结"。但不管怎样，这场冲突最终的了结办法是儿子作出保证，去做一个天才，去做一个有益于人类幸福的人(象许多犹太富有人家出身的共产主义者)或投身于任何比赚钱更高的事业中去。而父亲会极为情愿地承认，奉献于这个目标是不去谋生的正当理由。但如果儿子并没有这样的誓言，或如此的保证未能被人承认，那么，可以说，灾祸就近在眼前。本雅明和卡夫卡正是这样的例子。本雅明的父亲(一个富有的画商)从未认可儿子的天才，而本雅明一生也未能使父亲，更不用说使社会相信他是个天才。他的"文人"的处境甚至不能保证他在经济上独立--他大部分时间住在父母的房子里，同父亲的关系一直颇紧张。至于卡夫卡，也许因为他的确是个天才，压根儿就未曾发过此类的宏愿。他在一家保险公司找了份平平常常的工作，使自己的经济独立有了保障。但此时他便会听到这样的声音："你必须自己去挣自己的坟墓"。这声音在《判决》中以父亲的形象出现，导致了儿子的死。从那时起，卡夫卡就感到自己"开始在通向自杀的道路上飞跑。"
同父亲的关系在他们身上以一种命运的方式出现。俄底甫斯，这个希腊悲剧中的牺牲者的名字给这种冲突投下了一层命运的阴影。父亲对儿子的指控--这在《判决》里达到了高峰--让儿子永远背上了一种负罪感，而这个罪--我们知道它什么也不是--便是原罪。我们回过头来可以看到，即便是那种语言的困境也包含着这样一种命运的成份。这种成份把他们--"德国犹太作家"--从历史时间中分离了出来。无论在卡夫卡的日记里还是在本雅明的历史哲学之中，历史意味着"单一的灾难"；它甚至不可能被摧毁，而只能"被带到它自身的终结"(尽管这同样是不可能的)。这个终结以一种乌托邦的形式悬滞在本雅明的寓言世界之外，被他称为"末日审判"。他们终日毫无遮蔽地面对着最后的事情，这种最深的孤独使他们的每一个句子都同时散发着地狱和天堂的气息。
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九日的日记里卡夫卡写下这样一段话："任何不能在活着的时候应付生活的人都需要用一只手来挡开点儿那笼罩着他命运的绝望……但他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在废墟中看见的一切，因为他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看，而且看到的更多；总之，他在有生之年就已死去，但却是真正的获救者"。
在此，那些自相矛盾的不可能性，绝望与希望，痛苦与幸福取得了一种命运的姿态，或许在他，一如在本雅明，只有这种姿态才是唯一真实的姿态。在这种命运中我们看到的则是一种性格，我们也可以说，只有与命运同在的性格方算是一种真实的性格。这个古老的问题曾在古希腊悲剧舞台上大行其道，在丹麦王子哈姆莱特那优柔的心中喃喃低语，如今又在现代文人支离破碎的世界里发出阴森的笑声。可以说，每个时代--在巴尔扎克看来这不过是有四、五千个人物的戏剧--如何以它自身的方式去迎接这个全然非历史的问题(如同一代又一代人迎接古老的节日)，便也成为历史决定的明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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