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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编年（1966）
1966年1月20日
在"全德学生联合会"（AStA）【1】的号召下，近300名法兰克福大学学生从校区游行到罗默贝格（Roemerberg），抗议电车公司把月票价格由13马克提高到23马克，随后又到电车公司门口示威。
1966年2月9日
多个学生团体，其中以"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DS）【2】为首，在法兰克福大学报告厅举办专题讨论会："越南有什么自由？"（Welche
Freiheit fuer
Vietnam？）。参与讨论的有物理学教授邓策（Hermann
Daenzer），哲学和社会学教授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联邦议员基普（Walter Leisler
Kiep），美国大使马修斯（David Matthews）等。
哈贝马斯首先发言，指出越战的合法性根源在于杜勒斯时代反共的意识形态。他认为这是一场"不人道的、血腥的、肮脏的、不正当的和不明智的战争"。美国大使则当场提出反对意见，为美国的越南政策辩解，他强调，美国一直都在防止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力量的扩张，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1966年2月24日
德国爆发大规模的学生反战游行和反游行，左翼组织和右翼组织都纷纷粉墨登场，向学生施加影响，包括"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社会民主党高校联盟"（SHB），"德国自由学生联盟"（LSD），"人道主义学生联盟"（HSU），"教育与科学工会"（GEW），"工会研究会"（GAG）和"基督教民主学生联盟"【3】（RCDS）以及"青年联合会"（Jugend
Union）【4】等。
反战游行队伍高举标语，要求"停止民族大屠杀！"，"遵守日内瓦公约"，"美国佬滚出越南"。马堡（Marburg）大学"东南亚问题研究会"（Arbeitsgemeinschaft
fuer Suedostasien－Fragen）的斯坦因豪斯（Kurt
Steinhaus）发表声明，指出每一个法治国家的公民都有义务向自己的政府施加压力，阻止这场不正当的战争。"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副主席达布罗夫斯基（Hartmut
Dabrowski）也强调说，对美国越南政策的批判在德国校园里是日甚一日，他还宣布，"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已经向所有左翼学生组织发出了邀请，预定5月在法兰克福大学举办一次关于越南问题的集会。
反游行队伍也不愿甘拜下风，他们一边大喊"狂欢节该结束了！"，一边又撕毁反战游行队伍的标语和旗帜，竭尽干扰和破坏之能事，结果双方发生了交手。
1966年3月25日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办的首次反越战大会上发表演讲，题为：《美国对越政策的内在逻辑》【5】，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经济动机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1966年3月29日
在法兰克福城市和大学图书馆阅览室举行霍克海默铜像揭幕仪式，庆祝霍克海默70岁生日。法兰克福市长布隆德特（Willi
Brundert）为铜像揭幕。到场的佳宾还有阿道尔诺，"美国犹太人联合会"主席，知名电影导演迪特勒（William
Dieterle）等。布隆德特市长首先致辞，他高度评价了霍克海默的学术贡献和社会贡献，并特别指出，霍克海默在不得已而离开德国的日子里，没有失望，没有气馁，更没有仇恨，这点尤为难能可贵，值得敬重。
由于铜像的制作者克诺德森 （Knud
Knudsen）在纳粹执政期间曾有"越轨行为"，为纳粹宣传部长戈倍尔（Joseph
Goebbel）创作过雕塑作品《攻击》和《民族的观察者》【6】等，因此，一些学生反对把这座铜像安放在图书馆里。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对此发表异议，质问阿道尔诺作为社会研究所的所长，为何不在社会研究所内部为铜像找一个安身之地【7】。
针对学生们的指责和社会上的异议，布隆德特市长指出，这是"别有用心"，想阻止市府和市民表达对霍克海默的敬意。阿道尔诺在转达了黑森州州长齐恩（Georg－August
Zinn）的贺词之后，也发言辟谣，说他从未反对过在研究所里安置铜像。把铜像安放在图书馆，纯属霍克海默个人的意愿。霍克海默这样做，只是不想"把事情搞得过于私人化"【8】。
1966年4月2日 《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发表阿道尔诺的文章，题为：《答问：什么是德国的？》（Auf
die Frage：Was ist
deutsch？）【9】。阿道尔诺开宗明义，指出这样一种提问方式是有问题的："单纯从形式来看，对过去十年经验的追问就是不对的。它们把’’德国的’’这一集体属性给孤立了起来"。而对民族集体主体的定位制造出了一种定式，表现出人们对于经验的无能。而定式的形成，会导致"集体自恋情结"。因此，民族的真正本质不如说在于集体主体的缺乏，在于集体主体的对立面。
接着，阿道尔诺把瓦格纳的那句臭名昭著的话拿出来做详细分析：
即"德国的本质内涵就是允许人们随心所欲，干一切自己想干的事情"。阿道尔诺认为，这句话一方面透露出强烈的纯粹论，宿命论乃至帝国主义的色彩，但另一方面，从中也可以看到对于交换原则的反抗。鉴于德国在18和19世纪的相对落后状态，德国人普遍有一种抵抗的心理，坚持认为他们在精神生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最后，阿道尔诺结合他在美国流亡的生活经历，进一步阐述自己对于德国的本性的理解。他认为，作者的自主性当中可能会包含着落后甚至反动的一面，它与非常理性化的使用原则是背道而驰的："这些意向在我看来是真正充满现代色彩的，它们所依赖的正是经济上落后的因素"。由此他指出，这正是他之所以离开美国重返德国的原因所在："那些被专制政权盲目驱逐出去的人，在专制政权垮台后重返家园，这已是一种传统。在美国流亡期间，我从未对重返德国失去过希望。我想回到我曾度过欢乐童年的地方，回到塑造了我的个性和内心世界的地方"。德语，推理精神以及不迷信定性等等，所有这些在阿道尔诺看来才是真正属于德国的东西。
1966年4月7日
霍克海默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文章，纪念神学家著名蒂利希（Paul
Tillich）。
1966年4月18日
阿道尔诺在黑森电台发表演讲，题为：《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Erziehung
nach
Auschwitz），开头就强调："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让奥斯维辛永远成为过去"。阿道尔诺认为，他的这一观点是一个"命令式范畴"，不必论证，也无须论证。最后他再次呼吁，"所有政治课程都应当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即让奥斯维辛的悲剧不再重演"【10】。
1966年4月29日 哈贝马斯在《时代周刊》（Die
Zeit）上撰文：《游击战教授》（Partisanenprofessor im
Lande der Mitlaeufer），祝贺阿本德洛特（Wolfgang
Abendroth）60岁生日。阿本德洛特是马堡大学的政治学和法学教授，著名左翼学者，在1961年，由于支持信仰社会主义的学生，而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开除党籍，著有《欧洲工人运动的社会史研究》（Sozialgeschichte
der europaeischen
Arbeiterbewegung），《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兴起与危机》（Aufsteig
und Kris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等。在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发生冲突之际，毅然"收容"了哈贝马斯，帮助哈贝马斯完成了教授资格论文的答辩。
哈贝马斯在文章中认为，阿本德洛特代表着一种特殊类型的"游击教授"，这种人在法国或南斯拉夫的高校里居多，在德国则十分罕见："在我们国家，面对政府，我们的选择不是拥护就是反抗，严格意义上的游击战是不允许的。如果说阿本德洛特还可以说是这样一种类型的话，那么，从他身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战后德国历史的某些方面"【11】。
1966年5月9日 霍克海默在由海格特（Hans
Heigert）主持的政治电视杂志《报道》（Report）中就自由问题发表谈话，提醒青年人在争取自由的时候不要反而误入不自由的境地。
1966年5月14日
法兰克福大学学术委员会发表《关于高校学制改革的建议》（Empfehlungen
zur Neuordnung des Studiums an den wissenshcaftlichen
Hochschulen），标志着官方的高校改革方案正式启动。
1966年5月16日
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史称"
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1966年5月22日
"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在法兰克福大学召集会议，主题是："越南--个案分析"（Vietnam－
Analyse eines
Exempels）。2200名与会者分为四组专题讨论越南战争。联盟副主席达布罗夫斯基在开幕词中严厉批评了联邦政府支持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干预。发表演讲的还有联盟主席绍尔（Helmut
Schauer），阿本德洛特，哈贝马斯，马尔库塞，耐格特（Oskar
Negt），斯坦因豪斯，以及法国记者
博得特（Cluade Bourdet），齐利亚库斯英国工党议员
（Konni Zilliacus）等。
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学生们高举标语，其中一幅长达20米的标语尤为引人注目，上面写着："不给越战一分钱，一个人！"。游行队伍到达贝特曼大街（Bethmannstrasse）时，发生了意外，骑着摩托车跟随队伍的警察不慎撞倒了一名学生，一度引起学生与警察之间的对峙。
游行结束时，有关方面发布了致联邦总理艾哈德（Ludwig
Erhard）的公开信，声明联邦政府无权盗用人民的名义支持越南战争。马尔库塞则发表了长篇讲话，分析美国的外交政策和遏止战略，并指出，越南战争不能简单地用古典的帝国主义理论模式来加以解释。马尔库塞还分别介绍了发生在美国的四种不同反抗运动，即1，知识分子与学生运动；2，少数民族运动，主要是黑人运动；3，宗教激进运动；4，妇女运动。马尔库塞的介绍重点是知识分子与学生运动，因为他认为这是所有运动当中最具持久性和影响力的一种，其矛头针对一切意识形态【12】。在扼要描述了发生在西欧、发展中国家以及共产主义国家的反战运动之后，马尔库塞强调说，鉴于美国当前的侵略政策，他觉得自己应当把"意识和知识"的解放当作首要研究课题。针对人们对政治科学的批判，他还指出，道德和伦理不仅仅是上层建筑，也不仅仅是意识形态。
1966年5月
海德堡大学哲学系教授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社会研究所发表演讲，题为：《关于未来的筹划问题》（Ueber
die Planung der
Zukunft）【13】。到场的除阿道尔诺之外，还有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伽达默尔认为，古典意义上的乌托邦已经不复存在，未来学（Futurologie）值得怀疑，因为未来根本就是不能筹划的。伽达默尔提出了三种类型的科学知识，用以阐释现代"筹划合理性"的来源，即伽利略式的知识，其本质是机械论；控制论知识，围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控制使自由获得最大的活动空间；语言知识，这类知识为认识效用和公正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在随后的讨论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位代表人物分别对伽达默尔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针对语言知识，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已经远远超过了语言，因此不能再把语言看作是自主反思的庇护所；针对控制论知识，哈贝马斯提出疑问认为，在一架自行运转的机器身上，自由究竟会体现在什么地方；阿道尔诺的意见比较极端一些，他认为，面对未来，我们根本不可能进行全面的筹划。要想认清越来越技术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以及其中的非理性因素，就必须发挥理性的自我反思功能。
1966年6月23日
学生组织和教授们（包括哈贝马斯）联合致电西柏林自由大学，声援那里的抗议活动。此外，还就高校体制改革问题展开讨论，参加者有福利德堡（Ludwig
v.
Friedeburg）等。从此，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重点【14】。
1966年6月28日 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洛文塔尔（Leo
Loewenthal）在西柏林自由大学（FU）经济与社会科学系作题为《大学作为企业》（Die
Universitaet als
Grossbetrieb）的报告。洛文塔尔出生于法兰克福，纳粹上台后流亡美国，曾是社会研究所的核心成员之一，主要研究文学社会学，著作包括《文学与大众文化》（Literatur
und Massenkultur），《文学中的资产阶级意识》（Das
buergerliche Bewusstsein in der Literatur）等。
1966年7月
应法兰克福大学的邀请，洛文塔尔在教育学与哲学讲座上发表演讲，题为：《伯克莱的学生运动》（Studentenunruhen
in
Berkeley）。他描述了美国与德国在高等教育制度上的差异，分析了学生们提出的种种要求。他认为，学生运动有一个致命的矛盾，就是"他们想树立一种可以用来反对的权威。他们父辈在道德上的冷漠使得他们无法继承任何价值系统。他们现在想靠教授们来建立权威"【15】。尽管如此，洛文塔尔表示还是应当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在他看来，学生的不满是合法的。而学生们如果对自己的行为不断加以反思，无疑会少走很多弯路。
1966年8月18日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了上百万人的游行队伍，并接见了从全国各地串联到北京的全体红卫兵代表，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高潮。
1966年9月1-4日
"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学生活动中心隆重开幕。大会主席施耐德（Guenter
Schneider）致开幕词。主要发言人有柏林代表列弗尔（Wolfgang
Lefevre）和马堡代表德普（Frank
Deppe），他们分别阐述学生组织在高校政策中的地位问题，以及"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内部的政治实践与政治训练问题。
会议最后作出决议，认为学生组织内部的政治训练是内部团结和提高政治行动能力的有效手段。为了加强政治训练，会议责成主席团起草一份训练大纲。代表们还一致反对任何形式的"紧急状态法"，呼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学生组织，把反对越战的运动进行到底。会议对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与前民主德国的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SED）之间的合作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表示遗憾，并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必要正视和承认两个德国的现实。
会议选举了新的主席团成员：法兰克福代表莱西（Reimut
Reiche）和西柏林代表盖因（Peter Gaeng）。
慕尼黑代表艾斯纳（Erich
Eisner），西柏林代表列弗尔（Wolfgang
Lefevre）和曼海姆代表沃尔夫斯德特（Lothar
Wolfstetter）当选为政治研究室的成员。
后来成为学生运动领袖的杜契克（Rudi
Dutschke）在此次会议上崭露头角，成为关注的焦点。《时代周刊》曾有过这样的报道："每当他走上讲台的时候，大厅里都是一片寂静。他的演讲象鞭子一样抽向听众。杜契克，这位斯拉夫人和工人运动史专家，有着三寸不烂之舌"【16】。
会议还对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表示热烈欢迎，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前社会主义制度的复辟"。
1966年10月
阿道尔诺的哲学代表作《否定辩证法》由法兰克福的苏卡普出版社出版【17】。在该书中，阿道尔诺提出了一种否定的本体论，初步完成了以非同一性为特征的否定哲学体系。
1966年10月
苏卡普出版社出版了文集《纯粹宽容批判》，收录了马尔库塞的文章《压制的宽容》。马尔库塞在文章中批判了自由主义的宽容概念，认为这种宽容概念在不平等的社会条件下只会发挥压制的功能，从而引起反抗。文章最后写道："我想，受压迫者享有一种反抗的’’自然权利’’，他们一旦觉得法律无济于事，就可以采取非法的手段……除了官府，警察以及他们自己的良知之外，没有任何一位法官可以对他们做出判决。他们运用暴力，不是要施暴，而是要以暴易暴。"【18】。这是《压制的宽容》首次用德文在德国出版，反响颇大。此前，文章的英语版也曾一度引起英语世界的激烈争论。
1966年10月30日
在德国工业工会的资助下，法兰克福举办了题为《民主的紧急状态》（Notstand
der
Demokratie）讨论会，反对颁布"紧急状态法"。会议声势浩大，与会人数达8500人，围绕不同主题分设6个会场。这些主题包括："制定紧急状态法的历史负担与政治负担"；"紧急状态法中的新闻和舆论自由问题"，"紧急状态法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紧急计划，经济与雇工问题"，"紧急状态法之违宪问题"以及"良知自由与反抗权利问题"等。
哈贝马斯和著名心理学家米切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分别主持了第二、三组的讨论。在闭幕式上发言的有图宾根大学哲学教授布洛赫（Ernst
Bloch），著名作家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法学家里德（Helmut
Ridder）以及工会领导本茨（Georg
Benz）等。其中，布洛赫的发言引人入胜，具有鼓动性。他语出惊人，上来就说道："我们今天走到一起，就是要阻止某些事情开始"。最后他又强调说："昔日，那些大人先生们盗用宪法第48条玩够了把戏；今天，我们决不允许这些大人先生们用他们的紧急状态法拿我们的未来开心"【19】。
1966年11月 施密特（Regina Schmidt）和贝克（Egon
Becker）的著作《政治的反动》【20】作为《法兰克福社会学文库》（Frankfurter
Beitraege zur
Soziologie）【21】第19卷，由左翼出版社"欧洲出版公司"（Europaeische
Verlagsanstalt）出版。
书中选取了当时著名的事件，如"明镜周刊事件"（Spiegel－Affaeire），巴登－苻腾褒州的工人罢工事件以及"艾希曼案件"（Eichmann－Prozess），用以分析民众的政治舆论和政治立场，进而阐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政治兴趣。
针对前两个事件，两位作者指出，"在所有社会阶层和教育群体中，政治兴趣都是十分有限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人们意识当中可谓井水不犯河水：大多数人都认为政治是一个远离个人经验和兴趣的领域，不值得予以关注。因此，不管现实当中发生的事件多么关系重大，它们的政治意义几乎都得不到人们的承认"。公众普遍缺少政治敏感性和政治热情，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旦发生危机，出现权威统治和强制措施，就会带来难以估价的后果。
关于"艾希曼事件"，他们认为，其根本因素还在于对反犹主义的认识问题。他们反对政治学家利普塞特（Lipset）的观点，即所谓社会层次越高，对犹太人就越宽容，反犹主义倾向就越不显著。通过具体论证，他们强调，许多处于社会上层的职业群体和教育群体，对犹太人都抱有一定程度的偏见。
1966年11月 哈贝马斯在《月刊》（Der
Monat）杂志上发表文章，题为：《学制改革的紧身衣》，对学术委员发出的《关于高校改革的建议》提出了批评。文章赞同学生们的观点，认为经过这样的改革，大学将来会变得了无生趣："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强行缩短学制，从现实的角度看，原因在于：缩短学制将剥夺去我们改革的最好范畴，从而使得专业人士与教育主管部门之间很难达成一致。从原则的角度看，原因在于：官方强行缩短学制，这样就限制了学生们的活动空间，从而无法激发出他们的兴趣，培养起他们的能力，满足他们的创造欲望，更无法积累起足够的批判经验"【22】。
1966年11月24日
在法兰克福大学第四报告厅，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与哈贝马斯和福利德堡两位教授就"学分与学制改革问题"进行了讨论。学生们纷纷发言，指出教授们尽管出发点是好的，是站在学生一边的，但他们并没有充分的行动起来，捍卫学生在教育改革过程中应该得到保障的利益。
1966年11月26日
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们发表公开信，呼吁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不要违背党的宗旨而与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大联合。他们就政党与民主关系提出了若干个问题，要求得到明确的答复。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有费切尔（Iring
Fetscher），福利德堡，哈贝马斯以及米切利希等。
同日，有学生在市内游行，反对大联合。他们广泛散发传单，宣讲大联合的弊端。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也征集签名，反对大联合，短短几小时，就征集到100人的签名，其中包括作家菲舍尔（Ernst
Fischer），广告师维克（Konrad
Wick）以及社会学家弗莱霍尔德夫妇（Michaela und Klaus
von Freyhold）等。
1966年11月29日
200多人在法兰克福市内游行，反对德国政坛大联合，呼吁德国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FDP）组成小联盟，并呼吁由勃兰特（Willi
Brandt）出任总理。
1966年12月2日
在美国圣地亚哥大学举办了"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大会"（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Conference），马尔库塞在会上作了关于"公民的不服从"（ziviler
Ungehorsam）的报告。"公民的不服从"后来成为了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
1966年12月5日
多个学生组织共同起草并散发了传单，对与福利德堡和哈贝马斯之间的争论进行总结："两位教授发言之间的矛盾以及迄今为止所得到信息的不可靠，都充分说明，与教授合作并不能使学生的利益得到保障。因此我们呼吁要加强团体之间的合作，以此来建立有效的学习制度"【23】。
1966年12月6日
在法兰克福大学三号报告厅，哲学系社会学专业【24】的学生们继续就考试成绩、注册以及学生守则等问题展开争论。阿道尔诺，福利德堡和哈贝马斯等参与了争论。
1966年12月
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民主党高校联盟"举办的讨论会上发表演讲，题为：《论反对没有勇气者与有权者的联合》。哈贝马斯在演讲中就社会民主党与基民盟（CDU）－基社盟（CSU）的大联合发表了自己的批判意见："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已经进入了联盟的低效政府。他们出示伪证，掩盖濒临破产的政治局面。我们更加害怕的是新政府，而不是旧政府，我们这样害怕是有充分理由的"【25】。报告全文后来刊登在学生报《铁饼》（Diskus）上，引起了学生们广泛的争执。
1966年
福利德堡成为法兰克福大学哲学教授，并开始担任社会研究所第三所长。从本年度冬季学期开始，福利德堡还主持"关于企业与工会的研究讲座"，后在讲座的基础上把该课题列为社会研究所的长期研究项目。
1966年
一度跟随福利德堡到柏林就职的布朗特（Gerhard
Brandt）重新回到了社会研究所。50年代，布朗特一直在社会研究所学习，致力于批判理论的研究。1971年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授，1972年开始担任社会研究所第三所长。主要著作包括《工会的利益代表与社会转型》（Gewerkschaftliche
Interessenvertretung und sozialer
Wandel），《适应危机》（Anpassung an die
Krise）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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