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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德格尔的弱点完全不在于对西方理性的不足和不充分性的怀疑。随着浪漫主义运动滥觞，有不少其他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化批评家在这些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这被证明对于提高我们对西方文化发展的偏见和极端性的认识是绝对必要的。一种僵化的理性主义很难说比一种教条的非理性主义更好。海德格尔哲学上的失误在于他的选择，像他同时代的许多德国男女一样，他选择了一种总体批判的立场：那就是依据他的假定，理性的事业不可能从内部得到拯救，而是相反，必须抛弃这个事业，以有利于他喜欢描述的所谓“另一个开端”。由于在一个总体毁灭的现代世界中没有可以依赖的规范支撑点，所以他的思想像是寻求一些他实际上所信奉的极端的解答和极端的方法。
也许，比较一下法兰克福学派合理的理性批判（这种批判旨在修正和扩展而不是抛弃这个概念），和诸如海德格尔及其门人所提供的激进批判，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在总体批判的话语中至关重要的是什么。与这种话语有关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于它无法在各种理性类型之间做出区分：就这些类型都带有理性而言，它们都被同样地污染了，同样该受谴责。总之，无论人们是否在后期的海德格尔或福柯（他在一次访谈中得出了如此结论：“酷刑即理性”）那里发现这种立场，它都最终会把各种理性置于工具理性的类型之下，无论人们是否考虑到海德格尔对座架（das Gestell）的批判，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论的批判，或是福柯对权力／知识的批判，最终的结果都是同样的：不可能在一个修正过的理性概念中找到拯救，只能在这个概念之外。于是，一切理性类型——理论—科学的，道德——实践的，和审美的——都被贬低到同样有害的逻各斯中心论的根据上去了。
但是，这种宣判导致了一种狭窄的理论聚焦，它可能排除的东西委实太多了。如果追随海德格尔的引导，把现代世界的一切社会行为都视为纯粹是“工具性的”或“逻各斯中心论的”（除了少数特权的诗人和思想家可能例外），那将是错误的。在工作场所、政府机关和文化生活中，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确实应该受到批判，但在政治、艺术和日常生活中的诸种抵触倾向也必须被重视。另外，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失去其社会抗议运动那决定性的收获，这些抗议运动在重新界定我们当代的政治概念方面已经走得很远了：民权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反战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是被理性概念所引导的，这种理性概念既是康德道德律意义（“你总是要触及到人性，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行动，无论是在自己身上或是任何其他人身上，这样的行动都不仅仅是手段，它同时也总是目的”）上实践的，也是解放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理论视野，它不是单维的，它能够考虑到社会行动丰富多彩的特性：社会行动的这些层面既有可能是解放性的，也有可能是压抑性的。我所讨论的哲学谱系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它已屈从于后历史意识形态那种更加听天由命的结论，亦即这样一种观念，在一切元叙事都已抛弃的后现代时期，乌托邦的概念也必须被抛弃；或者说是这样一种相关的信念，即解放这个概念自身即使不是糟糕的乌托邦式的，那也是不足取的。
在所有这些方面，面对60年代新尼采主义理论的继承者如此经常夸耀的那种时髦的、世纪末的文化悲观论，坚持60年代的乌托邦渴望是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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