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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继续道：“可以肯定，这些‘新思想家’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比克拉格斯更带有法西斯倾向；但这并不能防止出现这样的情况，恰如早先（德国）老右派的情况那样，即今天为法西斯倾向喝彩的恰恰主要是新右派。”
随着70年代出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跨越大西洋的思想迁移，这种德国理论的谱系如今带有一种法国腔调，它在美国学术界也已渐渐安营扎寨。它预示着“批判的”、“对抗的”和“激进的”主张的来临——这些主张在有关当代美国激进主义方面、贫困方面（或更准确地说，在其学术转换方面），很可能要比其他方面说得更多。恰如一位敏锐的批评家在90年代早期所评论的那样：最近12年来，当共和党人已经接管了这个国家时，理论上的左派却一直在接管英语系的课程大纲。
二
在80年代后期，随着有关海德格尔效忠纳粹的深度和广度新的披露，海德格尔事件已经出现。归根结底，这场论战严格地检验了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核心之一：那就是接受某种哲学上的反人道主义，亦即一种只来源于海德格尔的遗产。当这种哲学上的反人道主义被理解成为对欧洲中心论、自由主义、男性中心论等批判的一部分时，它——对“人”的批判——似乎是一个有价值的构成因素。然而，这个星座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因为它现在已经超越了这样的论争，即那一批判的鼻祖海德格尔乃是一个公然的纳粹分子；此外，他的纳粹主义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传记上的插曲，在一些本质的方面与他的哲学密切相关。海德格尔的法国捍卫者们曾面临着一个悖论性的甚至是极其困难的工作，那就是阐明后结构主义如此轻易接受的海德格尔的反人道主义，与他自己的纳粹主义并没有联系。他们还面临着一个更艰难、违背常识的挑战，那就是揭示海德格尔的反人道主义是如何为对批判纳粹奠定基础的。为了展开这一工作，他们不得不把纳粹分子解释成为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把哲学上的反人道主义或“人”的批判解释成为一副有效的解毒剂。于是，就像菲利普·拉库—拉巴特（Philippe Lacou—Labarthe）在其《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中所告诉我们的那样：“纳粹主义就其有赖于人性（humanitas）的决定作用而言，它是一种人道主义，因为这种决定作用在纳粹看来，是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加有力（亦即更加有效）的。”
关于上述这种说法，人们委实有不少话可以说。从根本上看，这种说法严重地误解了欧洲反革命思想的攻击，这种思想从德·麦斯特（de Maistre）到纳粹主义，都以一种坚定的反启蒙精神，极力铲除1789年大革命的人道主义遗产，或简单地说，铲除欧洲的自由主义。事实上，纳粹政治运动与人道主义（在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说）毫无关系。将纳粹主义及其遗产解释成为人道主义的，要么是一种有意的误读，要么是一种野蛮的意识形态。这里确有一些对纳粹主义及其特定历史背景作排他性的文本论和反历史解读的危险。
海德格尔事件在重构当代理论形态方面扮演着这样一种核心角色，因为它凸现了一些涉及到对西方理性“总体批判”的困境，一种对1968年法国哲学上的激进主义很快成了严格规定的立场。其实，海德格尔是通过保守革命派对现代性的批判来接受这种立场的，就像海德格尔与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那种亲近所呈现的一样，这一批判公然是法西斯主义的，而它的法兰西版本则主张与左翼激进主义协同。这里真是两极相同。
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总体批判是含混的，但却一致。依据这种观点，现代世界已屈从于总体的Seinsverlassenheit命运——即为存在所抛弃的命运。这一命运不过是其总体的Gottesverlasenheit——为神所抛弃的另一面而已。海德格尔追随荷尔德林，将当代视为一个完全“贫困的时代”，一个落入诸旧神已去和新来诸神“尚未”之间的被遗弃的时期。在《克服形而上学》（1946）一文中，他把现时代的特征描述为“这个世界的崩溃”，“大地的荒芜”，“现存一切无条件的物化”；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总体破灭的时代。但是，恰如皮埃尔·布尔迪厄所揭示的那样，海德格尔的这种描述作为社会分析的一部分，不过是标准的德国激进—保守派对垂死和堕落的资产阶级文明所作的抨击的在哲学上的盛装版本而已。它与以下这些人对“理性”、“自由主义”和“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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