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欧洲人很容易对美国有物质主义的印象,其实物质丰富并不等于物质主义。长期生活在匮乏中的人民,一旦有机会享受物质,追求和迷恋物质的疯狂程度(如今天的中国)是生活富足的人民难以想象的。1946年3月26日,加缪到达纽约的第二天, 有记者问起他先前对美国是物质文明中心之说的看法,他的回答倒是比较实在。他说,“今天,人类到处在接受物质文明,生活在贫穷和饥饿中的欧洲人是物质主义者,他们在这种条件下能是别的什么主义者呢? ”
1946年3月28日,加缪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了题为《人类危机》的演讲,概括地讲述了自己关于非暴力政治和反叛的主张。这是加缪在纽约最有影响的一次公开活动。加缪演说完后,有人站起来建议再付一次入场费,为法国战争孤儿募款。第二次的入场费收入甚至多过第一次,可见演讲的成功。4月6日出版的法语周刊《胜利》将加缪的演说称作为“一个盛大的法兰西告白。”
加缪在演讲中讲述的是普通人都能听懂的人性故事,例如,在一套盖世太保租下的公寓里,一名看门女工在打扫公寓时,看见两个手脚被捆绑起来的人还在流血,却不闻不问。面对其中一个受刑者的指责,这位女工回答说:“我从来不管房客的所作所为。”加缪指出,他那一代人经历的是一个充满暴力、破坏和死亡的时代。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经历”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荒诞的世界。是抵抗法西斯,还是与法西斯合作,考验了每一个人的灵魂。更为严重的是,对人的折磨、政治谋害和心灵扭曲并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结束,“毒药并没有解除,……我们所有的人心里都带着毒药,……我们都应该为希特勒主义负责。”极权统治在希特勒之后仍然在以其它形式存在。在这样情况下,现代的个人“继续生活在一个没有人性价值的世界中,”遵奉的是权力意志,膜拜的是历史必然,顺从的是官僚理性,忍受的是暴力和毁灭。
对此,加缪提出了自己的反叛哲学,“我们必须与非正义,与奴役和恐惧作斗争,因为这些祸害力量逼迫人们沉默,将他们相互隔离,把他们铸成同一个模子。”加缪说,反叛针对的是一切“接受现实和无所作为的想法,”主张的是把道德看得比政治更为重要。因此,人类必须以“普世主义”来营造“正面价值”,“只有普世主义才能把有善良愿望的人们相互联系起来。”人们只有走出孤独的绝望,才能与其他人一道反叛,对抗陷人于恐惧和暴力之中的政治压迫。
加缪的个人反叛哲学与当时萨特和波芙娃主张存在主义结合群众力量有明显的不同。加缪的想法在美国左派知识分子中远比在当时的法国有共鸣。事实上,不只是萨特和波芙娃,许多其他法国激进左派都对加缪的人道主义立场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加缪在美国知识分子中远比萨特和波芙娃受欢迎,很能说明美法一些知识分子在如何理解“激进”思想问题上的分歧。在法国,萨特这样的知识分子把“激进”看成是与“革命力量”保持一致,并容忍它们的道德缺陷。这是萨特包容甚至赞赏暴力的一个根本原因。相反,对许多美国知识分子来说,“激进”意味着对一切政治意识形态保持警惕和批判的立场,不只是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也包括美国自己的官僚统治逻辑。有效的意识形态批判取决于个人的政治和道德判断。这一立场在美国作家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发表于1946年7月的《根子在人》一文中有颇具代表性的表述。
麦克唐纳是在和加缪进行数次交谈后写就《根子在人》一文的,加缪对他的影响清晰可看。麦克唐纳所强调的个人判断并不建立在传统的个人主义基础上。和加缪一样,麦克唐纳并不认为人天生具有绝对可靠的道德意识。个人道德意识是一种经过磨炼,产生于思想的道德意识。麦克唐纳强调,现代个人生存在一个“既不确定,又无指导”的世界中,真正的激进思想把人性看作是善恶兼有,不相信“科学能确实无疑地解释一切事情。”价值应该是与人的实际存在有关的价值,不是抽象的主义或意识形态,价值的“根子在人”。因此,政治应回到与活生生的个人生活层面上来,“我们必须把政治回归到温和的、不虚张声势的个人层面--回归到真正的政治。”麦克唐纳和加缪原计划合作,促使欧洲和美国知识分子一起行动,共同进行非暴力抵抗,但后来因加缪忙于在法国与激进左派的论战,而终于没能有所结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