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评论》的两位主编菲律普斯和拉夫(Philip Rahv)请萨特到纽约西56街的一家餐厅吃饭,参加聚合的还有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亚贝尔(Lionel Abel)。在谈到加缪时,萨特说,“他是我朋友,很有才气,是一个很好的文体家,但绝对不是一个天才。”拉夫和阿伦特同意萨特的看法,因为他们也不太喜欢加缪的《陌生人》。萨特又说,“但我们法国有文学天才,他的名字是让.热内(Jean Genet),他的文体就象笛卡尔一样好!”《党人评论》不久后登了一篇关于热内的文章,但许多纽约知识分子却并不欣赏虚无主义的热内。在对斯大林的问题上,萨特与纽约知识分子的分歧更大,菲律普斯对萨特容忍斯大林主义很不以为然。不久以后,萨特成为法共同路人,使得更多的美国知识分子对他非常失望。
萨特在纽约知识分子们中口碑不佳,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政治立场。1945年萨特首次访美时已经对美国在法国的政治影响力有所不满,但作为法国新闻界代表,他尚有责任维持法美友好关系。他声称,自己只是因为“对美国有深切友谊”才坦然说出心里的独立看法。1946年的萨特代表的是他自己。这时候的萨特把存在主义行动和群众运动的结合看得比法美的“深切友谊”更为重要。1946年的萨特虽然尚未发表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的《辩证理性批判》(1960)一书,但他因敌对资本主义而容忍斯大林主义的态度却已经形成。萨特当时认为共产党是唯一在政治上代表被压迫者的组织,因此,他并不攻击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而是选择了共产党的“僵硬的唯物主义”理论作突破口,并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唯物主义与革命》一文。
尽管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政治不满意,但他相信“工人阶级”(后来是“殖民地人民”)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潮流。他一面认为苏联是一个败坏了的工人国家,一面又把苏联视为遏制美国资本主义在欧洲和世界扩张的必要抗衡力量。1946年见过萨特的亚贝尔在事隔多年后提到,萨特的哲学偏离了原先的存在主义,不可避免地表达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斯大林主义。”菲律普斯也觉得,“萨特想跟上革命的潮流,又想保持独立和批判意识,这是不可能的。”萨特想要结合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一条“第三道路”,使他在自由和非自由环境中同样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在非自由环境中,萨特的存在主义会显得太强调个人和自由意识, 因此被视为一种对现实秩序的威胁,不能见容于专制统治权力的意识形态。在自由环境中,萨特的马克思主义则又显得太强调“历史必然趋势”,它虽然批评“僵硬的唯物主义”,但却几乎无条件地接受种种以历史名义施行的革命暴力。
波芙娃1947年初到达纽约开始她的访美旅程,《纽约客》杂志称她是“最美丽的存在主义者”和“第二号存在主义者”。尽管波芙娃一向看不起美国的物质主义,但对美国的文化生活却很欣赏,她尤其喜欢美国的爵士音乐。据菲律普斯的回忆,当时美国知识界常常招待波芙娃,但相处下来,对她的印象并不好。她总是给人“武断,甚至咄咄避人”的感觉。她往往“快速、轻易、几乎不加思索地”表示自己的看法,菲律普斯“觉得她谈存在主义时简直油腔滑调,怀疑她是不是真的在谈存在主义。”菲律普斯回忆道,“我有一次半开玩笑地问她,她最常感觉到的是哪一种焦虑(angst)。她象个女运动员那么爽朗地答道,她什么焦虑都没有,她很快乐,也很适应美国生活,一个钟点的觉也没少睡。我没说什么,只是心里对这些巴黎来的存在主义者的焦虑颇为纳闷,不明白他们的焦虑和基尔郭凯尔这些人说的焦虑有什么联系。”
波芙娃记录了自己访美的印象,先是一篇题为《存在主义看美国人》的文章(1947),后来写成一本书《美国日记》(1953年翻译成英语)。她用“存在主义”的标准去评价美国人的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问道:美国允许个人“证实存在的合理吗?”美国允许个人去寻找“生存的正当理由吗?”波芙娃鄙视美国的物质主义,对自问的自答当然是否定的。在波芙娃眼中,美国人一心追求物质财富,缺乏对生命的“重大关怀”。美国人不愿进行高精神层次的讨论,思想幼稚,在存在的意义上害怕自由。不过还算好,她寄希望于下一代美国人,希望他们能领略“生活的悲剧意识和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