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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解构论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基本分歧也在于形而上学批判，而就形而上学批判来说，焦点恰恰在于尼采和海德格尔，更具体地讲，在于海德格尔在战乱中集十年之功形成的尼采阐释。正因为这样，德里达才把自己的报告题目设定为“对签名的阐释（尼采／海德格尔）”。该报告表面看来犹如空穴来风，与会议主题毫不相干，实则不然。温柔敦厚的伽达默尔屡屡声明，他对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持毫无保留的信服态度，与之相反，德里达则认为这种阐释是大成问题的。德里达的思路可谓清清楚楚，直击两点：“名字”（专名）与“整体性”。
德里达认为，虽然海德格尔试图摆脱人们对尼采的心理学－传记式的误读，但他坚持尼采哲学的系统性，为尼采加上了一个人名的统一性，努力把“尼采这个名字或者‘谁是尼采？’的问题还原为西方形而上学的统一性，其实就是还原为在这种形而上学的极顶上的一种边界境况的惟一性”。德里达这个责难尖锐有力。这个尼采，这个惟一的尼采“专名”，被海德格尔树立在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史的完成（终结）点上，成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而在德里达看来，尼采实在要比海德格尔更具解构性，更不形而上学。德里达问：“难道尼采不是除基尔凯郭尔之外少数几位把自己的名字多重化，并且玩弄签名、身份和面具的大思想家中的一员吗？难道他不是那个多次、并且以多名来命名自己的人吗？”（参看《文本与阐释》，德文版，第68－72页）。非形而上学的尼采不是单数的“尼采”（Nietzsche），而是复数的“尼采们”（Nietzsches）。
进一步，德里达关于“整体性”问题的讨论触及到了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乃至于海德格尔在《尼采》书中阐发出来的整个形而上学观的核心。海德格尔认为，“本质”（Essentia）与“实存”（Existentia）是形而上学的两个基本问题，“本质”回答的是存在者整体的“什么”问题，“实存”回答的是存在者整体的“如何”（实存方式）问题。而“强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就是尼采提供出来的关于“本质”和“实存”的形而上学规定。德里达分析了海德格尔引用过的两段尼采原文，表明尼采的“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并不像海德格尔所主张的那样，是关于“存在者整体”之实存方式的规定。由此，德里达得出结论：海德格尔“把尼采搞成一个形而上学家，哪怕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也许就过于匆忙了”（《文本与阐释》，德文版，第76页）。
这是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的基本指控。但令人遗憾的是，德里达在这一点上语焉不详，未能展开充分有效的论证。我们在此似乎同样也可以指责一下德里达：仅凭两个引文的简短讨论就否定海德格尔的尼采观，是不是也过于草率了？ 德里达在整个报告中对伽达默尔未提一字。虽然如上所述，德里达的论题还是切中要害的（实际上对伽达默尔哲学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但在场面上，他的报告仍让人觉得他无视伽达默尔这位在场者的在场。这种姿态上的不周到大约会使伽达默尔感到难堪。伽达默尔在会后干脆就抱怨说这是一次“非对话”，因为在他看来，对话需要有同一种语言，而德里达操的是一种“解构语言”，总是不着边际、无中生有、声东击西。
不过，稍事冷静以后，伽达默尔仍旧忘不了贯彻他的“解释学的普遍性要求”，仍旧设下了一个“同一性圈套”——几年后，他大度地向德里达发出热情的邀请：“那个让我关心解构论的人，那个固执于差异的人，他站在会话的开端处，而不是在会话的终点”（《对话与解构》，英文版，第11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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