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三、从欧洲人类危机到先验现象学的道路
我们现在便能够理解胡塞尔对哲学和当代科学危机的看法；这样我们就进入了《危机》第二部分的本质内容。对上述未发表的手稿的探讨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对限定在现代的解释进行描述的可能性。
文艺复兴是欧洲人类的新的起点；与此相对，古希腊时期的新东西仍停留在黑暗之中，与现代人类的第二次诞生相比甚至被低估了74。
在对现代精神的全部解释中有如下三个最重要的因素：
1、“客观主义”对现代人类的危机负有责任：整个近代的认识态度都被概括为伽利略构架。
2、那种表述了与客观主义相反的哲学观念的哲学运动是广义上的先验主义，它一直回溯到笛卡尔的怀疑与我思之上。
3、可是由于笛卡尔没有敢于在他的划时代的道路上走到底，所以对先验现象学来说，使笛卡尔的发现彻底化并把反对客观主义的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使命始终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先验现象学觉得对现代人类负有责任并相信能够治愈他们。
这一解释──根据这种解释，近代哲学就是一场在先验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进行的独特斗争──没有为严格意义上的个别问题留下任何空间；我们看到哲学家们都抱有这种唯一历史线索(Linie)的观点，──只是他们不断受到客体和我思之间的两难的困扰。只有通过统一性的哲学问题域，历史目的论的原则以及最终历史哲学的可能性才可以得到维护。下面将对这三点作进一步的阐述。
1、胡塞尔关于“客观主义”的观点的独创性在于在科学的观念和方法之间所作的基本区分，这种区分对各们科学而言是很特别的：胡塞尔没有考虑把探讨转移到科学方法论或“物理学理论”的层面。有些学者，如爱因斯坦、德·布罗格利(de Broglie)等，或者科学理论家如杜海姆(Duhem)、迈耶尔逊(Meyerson)和巴赫拉德(Bachelard)等，他们所感兴趣的“基础危机”在此不在讨论之列：这种危机完全位于客观性内部；它只涉及科学家并且只要通过科学的进步便可得到克服。与此相反，由胡塞尔课题化的危机与科学的“生活意义性”相关（第2节题为：“ 作为丧失生活意义性的科学的‘危机’” 75。它位于观念的、人的构思的层面上。它是理性的危机，同样也是生存的危机。
现代精神有两项本质上的成就――这些成就由于部分地实现了对整体理解的追求(Bestreben)而同时改变了哲学观念――第一项是使欧氏几何一般化为形式的普遍数学，第二项是对自然界的数学处理。第一项创新虽然仍处于古典科学的路线上，可是这项创新──一方面通过构造一个公理系统（它的确是封闭的演绎领域）的方式，另一方面通过把对对象的抽象推到极致的方式――借助于代数的、然后是分析几何学的以及最后是纯粹形式的普遍分析的帮助，在莱布尼兹对一般性计算法的古老构思的意义上（这一计算法的对象是纯粹一般性的某物）导致“多样性学说”或“逻辑斯谛”76。这样，绝对精确性的领域便可抵达，确切地说，首先是在纯粹几何学的“极限图形”中抵达──与这种图形相关联，每一种被感知或被想象的图形只是一种近似的精确；这个王国是一个封闭的、合理地构造起来的系统，这一系统能够被普遍性科学所掌握。
第二项创新是与伽利略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危机》的第二部分对他作了严密而详尽的研究（第7节谈到伽利略不下37页）。他创造了一门科学，这门科学以“数学的多样性”处理自然，完全像用理想的图形研究几何一样。然而这一天才观点的主旨必须被置于全新的基础上，因为这一步骤奠基于已积淀下来的概念性的自明的基础上78――我们第一次必须把所谓概念的明见性提升到意识的层面；也就是说迄今为止明见性是客观主义的源泉，――而客观主义是我们处于困境的原因。
首先，伽利略曾一度是由传统认可的几何学思想的继承人；可是由于有生命的意识脱离开这一传统，因此它的“起源”始终隐而不现，也就是说这种理想化成就――它使极限图形与它的感知基础、它的生活环境或者确切地说它的生活世界相分离――是一切意识成就的起源79。伽利略生活在绝然的明见性的“素朴性”中。80
伽利略通过活生生的源泉所切割的第二个明见性在于：感知性是纯粹“主观的”幻觉，“真正的现实性”是数学方式；因此这个要求――以数学为中介观察自然――便是“自明的” 81；这种结论上的伟大发现在前提上是“素朴的”和“独断的” 82。这一观念――通过这样的方式：每一“主观”的质都被看作是对客观的量的表达和征兆――天才地克服了对测量的性质和计算法的反对。可是由于这一工作假设没有进行自我批判，所以它就不可能如其所是地得到辨识：一种积极的、“有所成就的”(leistend)精神的独创性。因此，这种“对世界的非直接的数学化” 83只有通过结果才能得到证明。数学化应用的扩展便是这种结果，而不是每次都打破先行假定和无穷证明之间的循环；归纳的全部秘密便包含在这个循环中。只是他忽略了一个反思，这个反思才是更为根本的，全部物理学都回涉到以前的当下、回涉到生活世界的预先被给予性84。这一反思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使现象学有可能履行对客观主义的批判功能。
在伽利略之后的时代，积淀过程的进一步加剧应该属于伪明见性，这种伪明见性在伽利略的主旨中揭示出当下的反思：代数在这里使全部数学和数学物理学屈服于技术化――在技术化中与棋牌类似的对符号的应用清除了一切思维活动中理解的因素。因此科学变得：“表面化了” 85并且丧失了揭开它的“成就” (Leistungen)86的线索。
出于所有这些在伽利略本人的时代无法得到阐释的原因，这位数学物理学的创始人是一个双重意义上的天才：他揭示了世界的数学本性，但同时却又遮蔽了它，因为世界是意识的成就。87
在这一点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胡塞尔在对历史解释之生动进行中形成的独树一帜的风格；很明显，对伽利略动机的洞察只能来源于事后的回顾，因为当代危机使原初的危机明朗化，并同时使人明白了当代方向性的丧失。与其从心理学上理解伽利略，不如从历史上理解贯穿于他的观念的运动；所以一切仅仅取决于整体的意义――这一意义来源于他的著作并最终仅仅在由他而产生的历史中得到规定。人们可以把这种动机分析描述为理性的心理学分析，就像J.-P. 萨特讨论生存论的心理分析一样，因为对胡塞尔来说，只有历史才真正揭穿这个纲领。
2、自然主义的独断论必须受到批判。这一点由于双重的困境而导致疑问：为什么此后有两种逻辑学：普遍的数学和实验逻辑学，或者如果人们愿意，甚至可以询问为什么有两种数学和两种规律性：一方面是理想的数学和先天的规律性，另一方面是非直接地应用于自然的数学和后天的规律性？
然而最不堪忍受的困境表现在心理学领域：如果自然可以全面地被数学化，那么一方面心理事物必定与身体事物相分离，因为物理学只有通过对意识的放弃才能得到把握；可是另一方面心理事物是根据身体事物的蓝本得到说明的，因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原则上是能够一般化的，这些问题间接地证明某种东西已经丧失：主体性。
笛卡尔的功绩在于，第一个进行了关于意识优先于它的一切对象的彻底反思；据此，他成为哲学中先验动机的论证者，惟有这一动机才能摧毁自然主义独断论的素朴性。
头两个《沉思》的意义比人们起先可能预料的更大，也比笛卡尔本人所意识到的更大。
笛卡尔对数学的、物理的以及感性的明见性的自主有效性进行了批判。他的怀疑位于每一种可设想的批判的开端。他把怀疑看作是首要的，它“穿过不再能够超越准怀疑主义时代的地狱并推进到绝对理性哲学的天堂的入口而且系统地构造哲学自身” 88。笛卡尔通过使存在彻底失败的方式赢得了无可争议的基础，用一句话表述便是：“我思所思(Ego cogito cogitata)”。这个简明的表达式的意义在于，世界作为固定的自在之物已经丧失作用，只有作为“被思的”才能重新有效；我思之所思(Cogitatum des Cogito)是世界上唯一无可怀疑的存在。笛卡尔将那个连怀疑也不能动摇的“我思” （他称之为“观念”）领域扩展到了“所思”领域之上，通过这种方式，他已含蓄地采用意向性作为基本原则89，并且开始把一切客观明见性联结到我思的原初明见性上。
但是笛卡尔也是歪曲自己思想的第一人，他始终囿于伽利略的明见性；而且对他来说，物理学的真理是一种数学真理，对怀疑和我思的全面实施只是用来强化客观主义；因此“我思”中的“我”被理解为“所思的东西”(res cogitans)”、真正的心灵，或者说被理解为心理学的事实――当人们把（从数学上得到理解的）自然一笔勾销时，剩下的便是这种真实；另一方面必须指出，心灵具有“外在性”，上帝是上帝观念的原因，而物质性的“物”是世界观念的原因。笛卡尔没有看到：这个被这一时代所“去世界化” (entweltlich)90的我，像身体一样，也是一个“现象”：“对他来说始终被遮蔽的是，一切诸如我与你、内在与外在之类的区分首先在绝对自我中得到‘构造’。” 91
这个错误的办法――它与试图证实科学的客观性相关――说明了笛卡尔主义的特有的命运：从中不仅产生了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全都朝向对自在存在的绝对认识），而且产生了怀疑的经验主义（这种经验主义从对我思的心理逻辑斯谛的解释中引出它的所有命题）。前一思潮已经清除了怀疑的动机并且取消了回到自我的还原，后一思潮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作为奠基性的主体性的本质并摧毁了一切真理。
3、不同寻常的是，与康德的研究相比，胡塞尔更为详尽地探讨了伽利略和笛卡尔。在最本真的意义上难道康德不符合他自己对先验哲学的表述吗？为什么对康德的称赞有如此多的保留――确切地说在维也纳以及在布拉格演讲中？《危机》对这种温和的赞赏说明了原因：康德的解释依赖于休谟的解释；然而休谟的潜在意义大于康德的意义，因为休谟，如果被正确地理解，比康德更接近笛卡尔的怀疑。当然休谟预示了――人们根据他自己的意图这样解释――哲学和科学的“客观认识的解体” 92。但是“隐藏在休谟无意义怀疑中的动摇客观主义的真正的哲学动机” 93是这样的：它最终应该使笛卡尔时代的彻底化成为可能；由于为客观主义辩护，笛卡尔并未切中时代，而在休谟的怀疑主义中对世界的所有认识――科学的以及前科学的――都成为一个巨大的谜。94也许惟有一门荒谬的认识论才能发现认识之谜。也许惟有现在“世界之谜”才可以从哲学上被课题化；最后，可以在最终结论中得以明晰的是：“意识生活是有所成就的生活，无论它是正当的还是拙劣的；存在的意义是有所成就着的生活，它已经是感性直观的生活，而且还会是科学的生活” 95。简言之：通过休谟，不仅数学理性主义的客观主义，而且感性经验的客观主义，因而一切客观主义，在其上千年的坚不可摧性中从根本上受到动摇。96
这种以在他那里“潜在的动机”的名义来挽救休谟尊严的做法，表明胡塞尔对康德的整体的、批判性的保留：康德哲学不是对“隐藏”在休谟怀疑主义背后的问题的回答，而纯粹是解答休谟的显而易见的意义；因此在更深的意义上康德不是休谟的真正继承人；他仍然囿于从笛卡尔到沃尔夫的后笛卡尔主义的问题域中――这一理性主义不再受最初两个《沉思》的巨大发现的影响。因此康德没有回溯地提到自我，而是诉诸形式和概念（然而它们描述的是在主观性内部的客观性因素），虽然他的先验哲学的称号肯定当之无愧――只要他把每一种可能的客观性化为这些形式；他第一次以新的方式构思了一门哲学，“在这门哲学中朝向意识主体性的笛卡尔主义的转向以一种先验主观主义的形式发挥作用” 97。与其说康德致力于说明主体性成就（主体性赋予世界以意义和存在），不如说他关心的是借助于主体性的奠基来确保客观性；他试图发展出一套超越现象哲学的自在存在哲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暗示。98
因此在这种形式中，笛卡尔主义问题域必须被重新采纳，如同这一问题域通过“真正的休谟”而得到深化并因此成为“真正的、引起休谟本人思考的”问题99。这一问题比康德的理论更应具有“先验”的属性100。
这里我们不想停留在先验哲学的以及对“彻底先验的主观主义” 101的研究的特点上。对“意识成就”和“生活世界”这两个互属性概念（他们位于胡塞尔晚期哲学的中心）的深入思考，究其本身而言可能是一个广泛的、需要批判地思考的问题。与此相应，《危机》的第二部分没有直接处理这个主题，而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作为一个逐渐形成的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域――这一问题域通过探讨伽利略的伪明见性、笛卡尔的我思、休谟的问题以及康德的批判哲学这种迂回的方式不断地深化自身并试图澄清它的意义。102
欧洲人类的“目的”与先验主义的康德恰好一致，所以我们仅限于以几句简短的话概述这个“先验的动机” 103。
先验主义是一门具有探问(Frage)形式的哲学；它是一种返问(Rückfrage)―― 这种返问追溯到作为一切存在设定和价值设定之最终源泉的自我上：“这一源泉拥有自我自身(Ich-selbst)这种称号――‘自我自身’具有我的全部现实的和可能的认知生活。总而言之，最终具有我的具体的生活。全部先验的问题域都离不开这个我的自我（这个‘Ego’）与我的心灵（它起先被设定为自明的）之间的关系，后来又围绕自我和我的意识生活与世界（我意识到这个世界并且在我自己的认识产物中辨识它的真正存在）之间的关系展开。”104这一哲学通过拥有探问的形式与哲学的观念保持一致。
2、意识的“成就”在于存在给予和意义给予(Seins- und Sinngebung)之中；人们必须对客观主义进行彻底的动摇，以便一直抵达到信念的根基处。世界之谜为我们揭示了意识的成就。
3、原初的自我是生活，它的第一个成就是前科学的感知；与生活世界的原初被给予性相比，对自然的每一次数学化都是一件“观念外衣” 105、一种第二性的叠加。只有下降到奠基在自我中的生活世界才能使每一项更高等级的成就具有有限性，从而从根本上使所有的客观主义具有有限性。
《危机》的第二部分结束于这种展望。维也纳演讲的修订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把这一段哲学史编排进被第二部分重新采纳的总观点；全部哲学史的关键点是对患病的现代精神的净化；返回到自我是现代人类重获其真正的自明性的唯一可能性。然而笛卡尔――他把道德和宗教排除在怀疑之外――并没有这样来把握他的历史使命。
人类的危机没有包含不可扬弃的荒谬和不可捉摸的劫数；相反，欧洲历史的目的论指明了它的动机。
这个目的论将导向何方？有两种可能性始终是敞开的：或者是在“精神的仇恨中以及在野蛮中”的不断增强的“异化”，或者是通过对继续引领的历史之意义的新的理解并再次提升它的价值以获得“欧洲的再生” 106。这里表现了哲学家的责任――对此胡塞尔在所有这种论述中一再地呼吁：“因此我们［……］在哲学思考中是人类的执政官(Funktionäre)。”107
四、批判性的说明
胡塞尔以专题的形式对历史的意义和哲学的历史使命的思考至少起到推动研究的作用――这项研究没有停留在对历史哲学的可能性本身产生怀疑上。
有三组问题我们必须思考：
1、第一组问题涉及观念在历史中的作用，尤其是哲学在西方历史中的主导性的功能。读者会立即发现胡塞尔和马克思之间的对立，然而人们不应该过于强调这种对立――至少只要人们不把马克思主义还原到它的实证主义的漫画上。辩证法的观点（它坚持认为观念对社会基础结构具有反作用）不得不思考人的工具起源：工具和全部技术都是科学的成就，自然科学的纲领依赖于一切总观，――胡塞尔在与伽利略108的数学化的自然科学的动机的关系中勾画出这一观点。因此存在一种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观念的自我实现。这种历史的观察，与把它隶属于哲学家的责任――哲学家以这样的理解履行作为哲学家的使命――相比，更有说服力。
相反，只要这种历史观察是观念的历史，那么它就显然需要一种双重的自我批判：一方面它必须持续地处在与历史学家之历史的对抗之中，另一方面，它必须反思地修正它的观念概念。
很明显，历史哲学与纯粹的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的必然性产生于这一论断：观念不仅是使命和职责，还是西方的历史现实。可是然后有必要把推荐的观察方式与对历史的另一种解释的可能性相对照，比如说，历史作为劳动的历史、作为法的、国家的、宗教的历史等等。那么难道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哲学不是首先有一种使命，要把各种不同的可以想象的观察方式并列起来、批判性地加以验证并有可能把它们彼此联结起来吗？因此人们无须创建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这一体系为哲学解释对其他一切解释的优先性辩护——就能够支持这个论点：哲学具有“执政官的”功能，它是西方的“头脑”。不是去遵循一条唯一的旋律线索(Melodielinie)——哲学的历史、法的历史、科学和社会的历史等等——，而是可以试着撰写一门把所有的旋律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