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寻租行为”，是在物质泛化的当下，寻求坚守其自身精神价值的行为。文学的既得价值和利益，随着文学边缘化的形成，正在进行着解构与重构。文学应保留什么舍弃什么，文学应寻求什么阻击什么，这本身是不能进行什么自由流动和自由竞争的，文学的“资源配置”不能成为市场经济行为的结果，文学的精神价值只能是守变互动，而不是自由出入、任其自然。传统文学经典著作知性与理性的光泽，永不会被未来的社会文化形态乃至社会的物质与消费所遮掩和侵吞，而与时俱进不断产生的新的文学实践结果，也会给接受主体带来卓尔不群的精神享受，从而不断地充填接受主体的精神空间。文学的“寻租行为”，完全可以利用自身既得的“权势”“地位”，大张旗鼓地弘扬其自身的精神价值，它作为精神实践应该有着更多更强的主动性。在文学还不是“堂吉诃德”，在向物质泛化这一社会庞大的“风车”进行挑战的时候，在文学还不会被未来社会文化形态所替代（？）而自我消解的时候，那些在精神实践领域中“市场性”的或是“产业”间的自由流动、自由竞争，是应该被文学的“寻租行为”来阻遏和破坏的。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文学，仅仅作为文学，它所建立的精神价值的重大贡献和存之久远的社会生活基础，或许会有着一些改变，但绝不会消解和消失。尽管“重振文学雄风”的话语可能还只是一个主观上的愿望，但文学主动配置其自身有的与可能有的“生产资源”，来守护与弘扬其精神价值，确是一个迫在眉睫而需正确认知明晰的话题。文学的“寻租行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已经成为创造社会发展的基础和主导，文学自身须与之应合互补、互动前行的必然。事实上，以经济观点与范畴来观照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更易接近和探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本质和发展。文学如果完全丢弃或被迫化解自身既得的精神价值，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的消解，便或许是一个可以预知的史实了。显然，文学实践不能太多地等同于物质生产的自由竞争、平等进入和要素的配置与流动，物质泛化也是有限度的，同化的认知只是对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盲目而错误的理解。文学，作为精神实践活动，必定是主动的进取和主动的推进（网络文学亦如此，也是一个个体双向多向的主动与主观的互动），它需要“寻租行为”那样的人为取舍和非市场化的文学“要素配置”。文学即便间接地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愈见其小，但它在人的精神生活中独具的价值，却是长久存在并发挥重大的作用——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庞大的人口分布应是文学存在的根本性基础，多元多向多样的社会文化形态，更是给文学提供了发展的种种机遇，“米勒理论”只会是一个善意的假设和臆测。

　　在经济社会中，接受主体也作为消费主体，对创作实践有了更多乃至决定性的影响与作用。但是，对文学实践结果自由消费的程度愈高愈广泛，文学的“寻租行为”便应该愈加强烈和强健——因为，文学只有对接受与消费主动做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主动维护、坚守自身的精神价值，文学才不会被消费的海洋所完全吞没。

　　让人有些手足无措的是，在市场经济对社会生活深度渗透与框定的条件下，文学接受主体已是文学消费者，后者不但拥有最终的消费选择权，而且还在具体的文学“成品”消费过程中，时时表现出来自于接受个体（消费个体）居高临下的判断与认知，文本阅读几乎成了一种消费过程。不能否认，时下的后现代主义在接受层面的价值取向，与之前的现代主义与初始的后现代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我”既要追逐探求艺术审美领新标异的极致，同时也要拥有精神“产品”最大的物质回报。基本拓垦于现实主义写作的主体，似乎也敏锐地嗅到消费时代到来的气息，几年前的《丰乳肥臀》（莫言）眩人眼目，但还是有着一些踏戡人性深度的遮掩，而去年的毕淑敏则在“出版产业”的语词闪烁中，径直以“乳”的强化来招徕消费者了——尽管她信誓旦旦表明了自身与之相左的美感意愿。物质意义上消费的形成、深化和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发达最重要的体征。应该说，没有消费就没有社会历史的进步发展。但是，物质泛化与消费泛化，同时对精神与精神活动则产生了双面的重要影响——正面的与负面的、促进的与腐蚀的。

　　文学的边缘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上在社会文化中产生的结果，这一结果无疑是客观的积极的，不过，要是主观地模糊精神与物质、文学与消费的周边状态，那么，物质之于精神、消费之于文学，便可能会有着无以阻挡和控制的同化力量。在文学实践活动中，“经济人”的悄然出现（即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对文学的自身发展绝不是一个福音。假如在现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直接把“文学不能拒绝消费”转换成“文学与消费的统一”，经典作家对立统一的哲学观念，对解答这一话题也依然适用。既然物质对精神的渗透、泛化不容回避，既然消费对文学的作用乃至决定不容回避，既然接受者（消费者）已习惯于超市的自选乐趣和消费快感，既然“世界图像”时代（电子信息时代）或可衍生出新的种种文化形态——来对纸介文化产生空前的冲击，那么，文学的“寻租行为”便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付诸实践了，因为，除了物质和消费，还有着文学精神价值的独立存在，对社会历史文字上的无限叙述，对人与人性的深度剖析，对情感摄人魂魄的剥离与熔铸，对文字符号阅知的淋漓快感，还有着主控心灵的审美观照。

　　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威廉·萨尔曼撰文说，世界经济已进入了非物质时代，即经济在非物质化，精神附加值在物质产品价格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参考消息》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３日），同样，文学的边缘化、文学消费的形成，亦是物质与消费对其不断影响、泛化的结果（文学艺术的非精神化？）。探求文学边缘化的形成，揭示其存在与发展的必然和独立、积极的意义与价值，来厘定文学边缘化的发展脉胳和方向，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努力。倘若把物质与消费的泛化，喻作悬在文学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么，文学的“寻租行为”便是对这柄无奈无情之剑最有力最有效的捆绑与束缚。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