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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激进的、生态主义的文学批评观。一批风华正茂的学者对生态批评充满信心。北京大学的赵白生博士不久前发表《生态主义：人文主义的终结？》一文，这次又提出“文学的生态转向”的论题。他认为弥漫世界的“生态焦虑”日益加剧，需要做如下三个方面的大文章：文明盛衰的生态基础，文化沟通的生态平台，文学发展的生态转向。他主张花大力气做一些“田野工作”，生发真正的绿色思维。其关键在于“摆脱人本主义的思维定势，实行生态主义的互滋教育”。生态主义意味着确立一种全新的“思想范式”，而人本主义将受到全面挑战。深圳大学的王晓华博士在2001年已发表《中国生态主义宣言》，此后又提出“另一种全球化与中国文艺学的生态主义走向”，他认为生态文艺学是对“现代性”批判与超越而产生的，“能够在逻辑上真正扬弃主体论文艺学的，迄今为止只有生态文艺学一个流派。”并认为“中国生态文艺学在诞生之初就表现出鲜明的建构品格”，是一种新的“整体主义的文艺学”。这些年轻的博士们锋芒毕露地高扬生态主义，对以往文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成见”进行了尖锐地批判。
二是宏阔的、开拓建设的生态批评观。生态批评的主将鲁枢元教授较早关注“走进生态学领域的文学艺术”，多年来倡导生态文艺学批评，创办《精神生态通讯》，出版专著《生态文艺学》，又发起召开“中国首届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研讨会”，推出新作《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等，致力于生态文艺学建设，显示出广阔的视野、开拓的精神。他指出“生态批评与后殖民批评、女性批评一样，都是现代世界格局中弱势群体的话语”。当前，生态批评的兴起，意味着文学批评已经开始发生“时代性转移”。这种转移有可能为文学艺术提供“重建宏大叙事，再造深度模式”的机遇。这种宏阔的生态批评观还体现在山东大学曾繁仁教授关于“生态美学”的系列论文中，他指出“生态美学的提出实现了由实践美学向以实践为基础的存在论美学的转移”，是对“机械论”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突破。他从“绿色的人生”来定位生态美学，视之为新时代的“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在他主编的《文艺美学》中设有“生态美学”专章。他认为这一学科尚在发展之中，但其意义不可忽视，它丰富了建设性的美学理论，派生出生态批评方法，促进生态文学的发展，并将推动由西方话语中心向中西平等对话的转变。
三是温和的、以人为本的生态批评观。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教授在1990年代就发表过关于“文学中绿色观念”的论文，倡导“圆形批评”，最近又发表新作《陶渊明的人文生态观》，他主张以人为本寻求文艺学与生态学的沟通点。他认为，“生态学还是要以人为出发点。”文学及文艺学从根本上要关注人，一切文学都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回答，追求一种审美的生存方式。生态学从根本上关注人的生存环境、地球的生命系统和人的生存质量。对人的生存的关注应该是二者的相通之处。他指出，“建设生态文艺学，思考的重点要放在推动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要放在推动国民健康的生态观和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的消费观、人生观的建设上面。”这种人文生态观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在批评实践上比较注重对本土生态文化资源的发掘。《文学评论》编辑部王保生研究员也认为，生态批评包括对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思考，体现了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成都大学曾永成教授的专著以《文艺的绿色之思》为题，而以《文艺生态学引论》为副标题，由“人本生态观”立论展开阐述。与上述两种生态批评观相比，这种以人为本的生态观显然比较温和，比较适合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四是低调的、要求学理化的生态批评观。武汉大学曾庆元教授较早关注生态问题，但他坦言自己对于生态状况和生态批评至今并不乐观。他认为人和环境的问题是一个永恒的矛盾，建立真正平衡的生态谈何容易？但他表示愿意作生态批评的“护花使者”。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教授指出，“反生态”导致文化倒退，“生态”的根本精神在共生共荣。他主张各种话语自由竞争，和平共处，在对话中求得生态平衡；不要搞过速转换，抢夺话语权。有的学者对生态文艺学的学科性质提出质疑，学科的建立要有自己的理论建树与一定的范畴支撑，现实需要生态批评，但学科不忙建立。有的学者认为生态批评只是文学批评的一种视野，目前谈“转向”估计过高。华中科技大学何锡章教授指出，文艺生态学这个学科存在的基础有了，但它的内涵、外延还不很清楚。具体的环保问题并不是它的研究对象。它更该研究文艺自身的发生、发展、存在的生态；各类艺术品种的生态平衡；文艺创作、传播、接受、批评的生态协调；文艺生态的演变史及规律；文艺与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这种学理化的要求表明众多学者对生态批评的关注与期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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