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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陈垣的焦虑
伯希和所治之汉学（不仅仅是敦煌学，包括早于陈垣十年前与沙畹合写的《中国摩尼教考》及未完成稿《元朝秘史》等）如一座大山挡在中国学人的面前，不仅陈垣十分焦虑，可说当时的大师们都有些焦虑。前面说了胡适的意气之争其实是焦虑。下面在谈陈垣的焦虑前，先看看另外几位大学者的情景。首先是中国学术界公认的读书种子陈寅恪在留欧期间，由王国维介绍，专程登门拜访过伯希和。以至于后来陈垣欲与伯希和交往，还向陈寅恪索要通讯地址。陈寅恪拜访伯希和所谈内容或有何讨教，笔者不知也不敢乱猜。但至少陈寅恪后来的著述主要追寻欧洲东方学的治学之路，可见其受了伯希和的影响。而影响不免引起焦虑，因此才有陈寅恪在為朱延丰《突厥通考》作序时声称：“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為牛后。”?1931年吴宓也去巴黎拜访过伯希和，开始并不投机，后来才免强说得过去。吴宓在日记中有所记述：“彼乃一考据家，又颇有美国人习气。迨宓述王国维先生及陈寅恪君之名，又自陈為《学衡》及《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对宓始改容為礼。”?从中可见，在吴宓未通报出处时，伯希和或许仅把他当作一般汉学爱好者或崇拜者对待。另：傅斯年这位十分民族主义者的学者（但他早年却激进得吓人，曾提出废汉字用拼音等）在给陈垣的一封信中也说道：“斯年留旅欧洲之时，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歷史语言材料亦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11]?从以上可见，焦虑，对汉学中心的焦虑呈漫延之势，而其中最為焦虑者当属陈垣。虽然此文开篇说了伯希和已对陈垣作了首肯，推之為唯一的中国首席学者，但陈垣这位近百年来横绝一世的史学鉅子岂能随意对巴黎汉学界府首称臣，其内心冲突十分剧烈，同样深怀与国际汉学界，尤其是巴黎学派一争高下之心。当他目睹有关中国自身的歷史文化学术為西洋同行超过之时，他的内心感到的只是奇耻大辱。他的焦虑常常使他坐卧不安。他曾对胡适说：“汉学正统此时在北京呢？还是在巴黎？两人相对嘆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12]
自20年代起，陈垣在许多场合表达过他对汉学中心不在北京的焦虑。192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在龙树寺抱冰堂举行恳谈会，陈垣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13]1928年，翁独健在燕京大学一年级的课堂上听到陈垣感慨地说：“今天汉学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到北京。”[14]1929年陈述听陈垣在北师大讲课﹐其间也谈到﹕近世国外研究汉学主要指中国歷史的中心在巴黎、在东京，我们要从法国、日本夺回来，中国史研究，我们不能落后于国外。[15]桑兵认為，陈垣这一番话，对后来者影响巨大。他的许多学生及再传弟子都响应其号召﹐在史学等各方面以求接近、赶上或超过法国。?[16]
二次大战时，法国汉学界遭到重创，马伯乐于1940年死于德国的集中营，葛兰言在德军入侵法国时一气身亡。伯希和虽然熬到战后，但也身患癌症，于1945年10月与世长辞。1945年11月2日，同样身经懮患，心力交瘁的陈垣“阅报知伯希和先作古，更為之悵然。”[17]?陈垣一生所追求的学术志向就是与巴黎学者（当然也包括日本学者）争夺汉学中心地位，理想便是“动国际而垂久远”[18]，而如今伯希和已死，陈垣也痛感廉颇老矣。即然如此，陈垣遂作伯牙断琴，从此搁笔。因為既然失去了伯希和这样强大的对手，他亦只有做独孤求败的汉学英雄。因為纵便他把栏干拍遍，也再无人会登临意了。
时光已过去50多年了，汉学的中心回到了中国吗？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铁的事实：从日本、欧洲到美国，每一天都有关于中国古今各方面的研究著作问世。遥想宇文所安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风卷华夏学界的“雄姿英发”（至今亦如此），我不得不喟嘆：现在不是考虑如何从巴黎或京都搬回汉学中心的问题，而是考虑何时从美国搬回我们心中渴望已久的汉学之一点，那怕是很少的一点。“这个问题似乎在今天还没有确定的答案”[19]。但我们至少可以鼓起饶芃子呼唤“陈垣学”的热情[20]?，立即开始脚踏实地的汉学工作，或许某一天汉学中心会在不觉之中重返华夏大地。
注释：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9页。
赵白生编：《中国文化名人画名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3—414页。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页。
同第235页。
同第254页。
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刘乃和：《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54页。
刘正：《海外汉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第100页。
《朱延丰突厥通考序》，转引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513页。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1999年版， 第5册， 第196页。
[11]引自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语言研究所编印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1998年版，第27页。
[12]见《胡适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14日，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股份公司，1990年版。
[13]郑天挺：《五十自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4]见《光明日报》1978年3月11日，或翁独健的另一文章《我為什么研究元史》（牛润珍：《陈垣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页）。
[15]引自牛润珍：《陈垣学术思想评传》，第308页。
[16]同，第201页。
[17]同，第561页。
[18]同，第355页。
[19]同，见余英时為刘正所著的《海外汉学研究》一书所作的序文第2页。
[20]参见暨南大学编《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饶芃子的文章，尤其是文章的题目《学者在呼唤“陈垣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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