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2月，东印度公司派遣广州办事处的林赛，驾驶着阿美士德号船，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原名Karl Friedrich Angust Gutzlaff，又名郭实腊）领航，从澳门出发，沿途经南澳岛、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和威海卫等地，一路测量河道、海湾，绘制航海图，侦察地形，调查沿海沿江一带重要口岸上的清军设防。林赛专门为这一次出航改了一个中文名字，叫胡夏米。

且说东印度公司为什么要请一位普鲁士传教士来领航？原来，这位郭士立实非等闲之辈。著名学者刘禾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考证，正是这个通汉语的郭士立在汉英对译中力主将“夷”译为“barbarian”这样一个侮辱性的字眼，因此而挑起了英国绅士的自尊继而报复的心理，而这一心理一定程度上乃是英帝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内在动力。另据中国近代史家称，此人乃是一个颇多争议的人物。争议的焦点在，一方面他是受荷兰教会派遣来东方传教的传教士，为布道方便，他很快学会了汉语，而且通闽、粤方言，常常穿着当地人的服装深入各阶层传教布道，他还创办了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近代报纸《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客观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而由他修订出版的新约《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又为太平天国所采用，甚至更广泛地在晚清中国流传着；但另一方面，他除了出任鸦片战争中的翻译和战后《南京条约》签订的中英双方的翻译（因当时清帝国通英文者了了，不得不由这些传教士们充任）外，他还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是该公司及其它鸦片商们非常得力的向导和帮手，更重要的是，他竭力怂恿英国政府发动战争，并为之提供大量的政治、军事及经济情报，他曾三度沿中国海岸航行，刺探、搜集情报，而在鸦片战争后，他竟然还出任了定海知县和舟山地方行政长官。他还曾经做过港英当局的秘书一职。对这样一个集传教士、间谍和鸦片贩子为一体的人物，自然难下断语，但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基督教界，对这个在传教事业上做出很大贡献的郭士立所犯下的罪行也并不讳言。其实，依我的理解，所谓“争议”其实大可不必，郭士立的所谓“功”并非出自他的本意，更不是上帝的旨意，而只是其野心和强盗逻辑结出的一个果子，无论如何是不能视为“功德”算到他的头上去的！

对郭士立的功过，相信历史学家自有公断，毋庸我置喙。我要说的乃是他在上海史上的作用。1831年6月，郭士立第一次乘坐一艘中国商船，从暹罗出发，沿途经福建、浙江、上海、山东，直至天津，对中国沿海进行了仔细的侦察，一路上刺探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情报。他的侦察立即引起了东印度公司的注意。局促于广州一隅的洋商们早就觊觎广大的中国内陆地区，东印度公司自不可能例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阿美士德号才请他做向导，而他也因为1831年的那次航行成为进入上海的第一个西方传教士。郭士立是6月底到上海的，据说他们到上海吴淞口后，曾要求在上海开展贸易，但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批准，而在他6月30日的日记中就赫然记录了他们到吴淞口所干的间谍勾当：“我们巡视了炮台，察看了这个国家的防务内部组织。炮台是一个极为巨大的结构。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布置，可是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它，因为他们不懂得炮台工事的技术，全部依赖于壁垒和围墙的厚度……火药质量低劣，炮的保养和使用都极坏……”。这样第一手的情报对于英帝国政府和急欲发动战争的列强而言，显然比此前也曾向英政府描述过上海之重要性的东印度公司职员黎逊的报告更受欢迎。因为资料的缺乏，我们尚且不知道郭士立有没有向公司或英政府递交过什么报告，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一个曾经遍游了几乎全部的中国海岸线的人，对于上海之于广大的内陆中国的重要性的认识显然有更为全面和准确的把握。郭士立虽然身为普鲁士人，但不知为什么却一心效忠于英国女皇陛下和东印度公司的那些鸦片贩子，加以他的东印度公司的职员身份，他之提供情报，甚至为之出谋划策正在情理之中。从他第一次进入上海，到出任《中英南京条约》的翻译，其间已经整整十年。而《南京条约》之将上海等五大城市列为首批通商口岸，或许与他参与其事并不是绝无干系的罢。的确，中国也有人意识到上海的重要性，譬如王韬就在其《瀛壖杂志》中说：“上海适介南北之中，最当冲要，故贸易之旺，非他处所能埒，虽由人事，亦地势使然也。”而王韬这么说的时候，上海已经开埠数十年了。至于鸦片战争之前清廷中是否有有识之士看到上海的重要性，我无从得知，事实是，上海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问题对于普通的历史而言似乎并没有多少特别的意义，但对已经开埠，并正走在成长为远东第一大城市之路上的上海而言，对城市史而言，却是意义非凡的。就“城市”所有的近现代意义来说，开埠后的上海才是其历史的真正开端。而此后的数十年间终于发展为远东的大都市，无论如何是不能不考虑到国际殖民资本的巨大作用的。所以，实际上，上海乃是洋人发现的，上海的价值即使不是由洋人首先发现，但真正使其价值得以充分发挥，并被更充分地利用的应该是洋人，而且，上海的发展也端赖殖民列强的资本扩张和经济侵略。

所以我说，上海，其实是个没有父亲的城市。这么个出生就近代中国而言，自然不只是上海一家，天津、青岛、广州等城市或多或少都应该与之有同病相怜之感，更不必说香港了。然而，青岛们在现代史上的地位没有一个堪与上海比肩，所谓“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只能是上海。正是这个身份暧昧的城市创造了中国近现代史上飞速发展的神话。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上海为半个世纪后新政权的经济建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积累下了足够的资本，甚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腾飞”也隐约可见昔日的光华和础石之功。

我知道，这样的描述会令许多人不适，甚至愤怒，然而，这是事实！而王安忆的《桃之夭夭》竟然在底里成了这个城市的隐喻。

“桃之夭夭”语出《诗经》，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室家”。通释乃贺女子婚嫁之作。全诗以桃之夭夭起兴，似在告诉夫家，如此这般的女子娶回家去，一定会使夫家兴旺发达，用现在的话来讲，是有帮夫运的。但有意思的是全诗却并没有只言片语关涉女子的容貌，只重在咏叹“宜其室家”，这其实是很有意味的。当然，我们将其视为中国传统对作为妻子的女人所应该有的贤德的含蓄的说法，所谓“贤德”，或曰女子懿德，在三从四德，在尽孝道，在扶老爱幼，在勤俭持家，甚至，能续传香火，有旺盛的生殖力，可以使家族人丁兴旺，所谓“有蕡其实”、“其叶蓁蓁”也。

王安忆何以要用这样一个典故来写那么一位现代上海的女子？这且按下不表。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作品罢。

故事的主人公乃是一个叫郁晓秋的女子。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将做了母亲的郁晓秋比作花，说这时的主人公“就像花，尽力绽开后，花瓣落下，结成果子。外部平息了灿烂的景象，流于平常，内部则在充满，充满，充满，再以一种另外的，肉眼不可见的形式，向外散布，惠及她的周围”。一个“惠”字，自然与“桃之夭夭”的题旨相吻相合，而王安忆对她的嘉许自然也跃于纸上。那么，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子，要令王安忆用如许的笔墨来赞美呢？

就王安忆的上海故事而言，其实，弄堂里的小儿女的生活乃是其胜场。由她写来，确乎能给人一种“贴肤贴肉”的感觉。从最早的雯雯系列开始，到《妹头》中的妹头，《我爱比尔》中的阿三，乃至《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当然还应该加上《富萍》里的富萍。若是与同写上海故事的同时代作家程乃珊作一个比较，这一点体现得就更明显了。现在的程乃珊似乎专事于旧上海贵族生活的钩沉，实际上却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上海大吹特吹怀旧风的时候。九十年代初，程乃珊就以其父辈为原型，写作了长篇小说《金融家》，此后更是潜心于洋场贵族的遗事、遗风以及旧迹的发掘，文字之间弥漫着一种惆怅、惋惜之情，大有恨不生逢其时之叹，在如数家珍似的叙述中却也透着一股子自得自矜。也许，那就是程乃珊所熟悉的东西，而王安忆熟悉的显然不是那一类。批评界总说王安忆是张爱玲的正宗传人，其实，这真的只是一厢情愿而已，王安忆自己也并不承认，而且否认得有道理。王安忆真正心仪的乃是苏青。对苏青的“市井之趣”和“家常”气息，王安忆会然于心，那篇《寻找苏青》就是明证。都说知音难觅，其实同时代的张爱玲并不是苏青真正的知音，除了她那时的忠实的读者外，那怕只是这么一篇《寻找苏青》，王安忆也足以当得起“高山流水”这四个字了。其实，在王安忆对苏青的理解中，是有一个更大的背景的，那就是上海和上海人。上海是什么地方？王安忆说了：“上海，可不是大小姐的世界”。也就是说，上海乃是弄堂小儿女们的世界。即如对上海建筑的理解，其实，上海虽号称万国建筑博览会，上海总会、汇丰银行大楼、国际饭店等自然是上海的骄傲（有意思的是人们大都在感觉着骄傲的时候遗忘了它们身上屈辱的记忆），丁香花园、绿房子等花园洋房自然也是其中重要的部分，但上海的建筑主体实在乃是石库门和弄堂，甚至还不是像尚贤坊、涌泉坊这样有名的弄堂，而是成千上万不知名的、无名的里弄，它们进入不了建筑史，但它们又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没有它们，就那么些著名的建筑矗在这地面上，那也就已经不是城市，更不是上海了。就如那些不知名的、无名的里弄中的人，绝大多数也进不了历史，他们甚至并不渴望进入历史，他们只求生活得安稳些、滋润些，和和睦睦，再有那么一点盼头，就是上海人所说的兴兴头头的，那就是幸福了。然而，也恰恰是这些人才构成了这个城市的主体，或者干脆地说，就是她的血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