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可见，童庆炳首先以马克思“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为理论依据。马克思把人和动物区别为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就是人的意识的觉醒。童庆炳则吸收了马克思美学思想中对人的本质的论述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思想，认为审美与人、人性的觉醒密切相关，“没有人的觉醒，也就不可能有什么人的审美。” [7] (p13)审美是人在区别于动物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中逐渐产生，是人的主体意识活动的结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确认。其次，童庆炳吸收了马克思的人的异化思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异化使人的精神和肉体同时损伤，人无法在劳动中实行人的机能，变成动物，人沦为物。童庆炳在讨论文学这一精神世界的骄子时，则更强调在私有制存在的条件下，人的精神的片断化、异化，关注人的精神现状的残缺，十分明显地吸收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的思想。最后，他借用了马克思针对人的异化提出的“人的复归”的思想，强调了人的精神的复归。艺术是人类情感的避难所，是断片的人复归精神家园、精神故乡的有力途径。“艺术在发展人的精神生活，完善人性的建构，促使‘人的复归’的过程中，起了一种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代替的作用。” [1](p246)
二、《手稿》中的实践美学思想与童庆炳的文学审美活动论
马克思主义与以往历史上一切哲学的根本不同就是引进了实践的范畴，以实践为逻辑起点讨论人与人类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标志之一。朱光潜先生肯定了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重要地位，他说：“对马克思的论‘劳动过程’的这段文章对美学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因为如果懂透其中的道理，就会懂得这个实践的观点，必然要导致美学领域的彻底革命。” [4](p101)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劳动过程”所作的总结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的变换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动作作用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 [6](p177)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强调，劳动也就是实践在人从动物中分离所起的重要作用。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人在实践活动中与自然的主体、对象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人改造了自然，使自然具有人的印迹，成为“人化自然”，同时人也在劳动实践中改造了自身，在不断的劳动实践中丰富、发展了自己的本质力量，完成“自然的人化”。在《手稿》中，马克思把“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过程表达为“人的彻底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彻底的人道主义” 。正是这种相互作用的主体——对象的实践活动，才使人与动物完全区别开，促成人的全面发展。
童庆炳的文学审美特征论是在活动论的框架中研究文学，具有明显的审美实践论的特点。文学活动论是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得以建构的理论构架，从文学活动论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实践美学对童庆炳的影响。他曾援引《手稿》中的以下论述作为自己理论的依据：“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他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 [5](p46)这段话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童先生则把这种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称为“人的生活活动”。为了清楚地说明人的生活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直接区别，他又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编第五章中对“劳动过程”问题所作的总结与《手稿》中谈到的人与动物的五点区别为基础，指出人的生活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十分明显：第一，人的生活活动是人与自然的交换过程；第二，人的生活活动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第三，人的活动是富于美感的。他由此得出结论：“在生活活动之外，在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体验、和改造之外就没有人。人的生活活动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既然人的生活活动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那么，人的任何一种生活活动都是它的某种存在方式。而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性的生活活动，也是一种存在方式。” [3](p48~49)然后，童先生把文学活动放在整个人类活动的系统中，具体考察文学活动在人的活动系统中的位置，认为文学活动是满足人的高层次需要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可以看出，童先生把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称作人的生活活动，他所说的“人的生活活动”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实践活动。由此他把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引入文学的审美活动中，而他对文学的解读从此具有了实践美学的纬度。这样，在童庆炳的文学观念中，不再仅仅用单一的认识论的、哲学的方式解读文学问题，不再提“文学是什么”这样的哲学层面的问题，而要提“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是如何进行的”这样的文学实践层面的问题。应该看到，这种变化对于中国当代文论而言并非细枝末节的变动，而是哲学基础的变更。根据当时文论研究的实际情况看，用认识论的单一视角来研究纷繁复杂的文学现状，已经不能胜任文学发展的要求，而且，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哲学、社会学方法虽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它们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它们不能深入到文学活动的内部，无法揭示文学的内部规律。时代提出要求，要求哲学层面的根本变化，童庆炳应和时代的要求把马克思的实践美学思想与审美论结合在一起，构成富有特色的实践的审美特征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