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听众较之于文学的读者出现得还要晚一些。直到18世纪末，音乐还未能彻底摆脱代表型公共领域的束缚，而沦为一种使用音乐。其社会功能比较单调，主要是用于赞美和歌颂礼拜，愉悦宫廷，衬托节日场面。音乐家一般也都是教堂乐师、宫廷乐师等。作家们早就开始受雇于资助人，而音乐家还要依赖宫庭和教会。最早获得解放的是私人音乐协会，随后不久，公共音乐协会也建立了起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音乐才彻底摆脱王公贵族，而成为市民的接受对象。也就是说，音乐作为公共领域的一种文化机制也摆脱了其社会表现功能，变成了供市民自由选择和随意爱好的对象。
不仅戏剧、音乐如此，其他艺术种类也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化过程。艺术及其批评的机制化，成为了18世纪的一个杰出的标志。“一方面，哲学越来越变成一种批判哲学，文学和艺术只有在文艺批评的语境中遇有可能存在；……另一方面，通过对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批评领悟，公众也达到了自我启蒙的目的，甚至将自身理解为充满活力的启蒙过程”(2)。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对文学和艺术作为公共领域文化机制的理解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强调文艺，特别是文艺批评的中介作用，即作为公众启蒙的中介；二是哈贝马斯强调公共领域文化机制的总体性，也就是说，文学和艺术作为公共领域文化机制和哲学作为公共领域文化机制之间是一致的，也是一体的。
文化和艺术作为公共领域的文化机制所发挥的是一种中介作用，但决不是一种工具作用。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文学和艺术当作现代社会变迁的一种工具，而应当把它们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看作是现代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和艺术具有某种自律性，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文学和艺术单独构成了一种文学公共领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现代性话语。对它们的理解要放到现代性总体话语当中进行，因此，对文学公共领域的理解，无疑也有助于理解现代性总体话语，有助于理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有助于揭示现代社会的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和艺术还有另外一种中介作用，亦即作为代表型公共领域向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转变的中介。
哈贝马斯认为，歌德的《威廉·麦斯特》这部小说可以说是对代表型公共领域向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转型的集中描述，或者说，是公共领域在德国发生现代转型的实录。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威廉和他的表弟分别是代表型公共领域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冲突不是个人冲突，而是两个世界的冲突，两个阶级的冲突，当然更是两种公共领域的冲突。
作为代表型公共领域的信奉者和捍卫者，威廉声称和他的表弟势不两立，要和他表弟所代表的市民生活世界一刀两断。他面对现实生活而感到十分失落，为了弥补自己的空虚，威廉把舞台当作避难所。舞台对于威廉来说意味着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生活世界，意味着贵族世界和上层社会，意味着代表型公共领域。在致表弟的信中，威廉说过这么一段肺腑之言：“一个平民只能去做事，以最大的辛苦培育他的精神；他尽可如心所愿地去做，但他却失去了个性。至于贵族，因为他与最高贵的人们往来，使自己具有一种高贵的仪表，又因为无论在宫廷里或在军队里他都必须保持他的人格，所以他就有理由尊重人格，并且让人看见他确实尊重人格”(3)。
在威廉看来，贵族是权威的代表，贵族的权威表现在他那有教养的个性当中。哈贝马斯对这封信的解读有启发意义。他认为，歌德本来是想把传统的公众代表意义再次赋予公共领域里的人物，可是，这种公共领域中的人物的含义在当时已变得模糊起来。贵族也成了一种托词，它所代表的实际上已经不是封建贵族，而是集中体现在德国古典文学新人文主义中的市民阶级观念。这点从威廉所追求的个性当中可以得到证明。因为个性属于市民阶级，人格才是贵族所看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