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参见申丹：《小说艺术形式的两个不同层面》，《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2期。
（8）Susan S. Lanser，“Sexing the Narrative： Propriety， Desire， and the Engendering of Narratology，”Narrative 3 (1995)， p.87.
（9）“修辞”一词在当代西方文论中是个含义十分复杂的词。在解构主义学者的手中，“修辞”几乎成了“解构”或“颠覆”的替代词；在“文化研究”的领域中，“修辞”又转而指涉权力或意识形态关系的运作。后结构主义、后现代语境下的“修辞”一词十分强调语境对话题(内容)之选择的决定作用。但修辞性叙事理论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修辞”内涵，主要指涉作者与读者进行交流的方式或技巧。
（10）（12）参见David H. Richter，“Preface，”in David H. Richter ed.，Narrative/Theory，New York：Longman， 1996， p.IX。
（11）参见申丹：《视角》，载《外国文学》2004年第3期。
（13） Seymour Chatman，Coming to Terms： 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14） James Phelan，Narrative as Rhetoric，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5） Michael Kearns，Rhetorical Narratology，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9.
（16）申丹：《修辞学还是叙事学？经典还是后经典？———评西摩·查特曼的叙事修辞学》，《外国文学》2002年第2期；申丹：《多维进程互动———评詹姆斯·费伦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国外文学》2002年第2期；申丹：《语境、规约、话语———评卡恩斯的修辞性叙事学》，《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1期。
（17） Peter J. Rabinowitz，Before Reading，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James Phelan，Narrative as Rhetoric，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39-141； 215-218.
（18）（20）详见申丹：《叙事结构与认知过程——认知叙事学评析》，《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年第9期。
（19）参见Mary Louise Pratt，Towards a Speech Act Theory of Literary Discourse，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 Sandy Petrey，Speech Acts and Literary Theory，London： Routledge， 1990.
（21）Monika Fludernik，“Natural Narratology and Cognitive Parameters，”in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ed.) David Herman，Stanford： CSLI， 2003， p. 262.
（22）参见申丹：《经典叙事学究竟是否已经过时？》，《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该文对将解构主义视为“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尽管由于哲学立场上的对立，我们不能将解构主义视为一种“叙事学”，但在叙事批评实践中，解构主义和叙事学有可能呈现出某种互补关系，参见申丹：《解构主义在美国》(《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以及《〈解读叙事〉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23）Garrett Stewart，“Painted Readers， Narrative Regress，”Narrative 11 (2003)， pp. 125-176.
（24）参见申丹：《“故事与话语”解构之“解构”》，《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25）参见申丹：《究竟是否需要“隐含作者”──叙事学界的分歧和网上的对话》，《国外文学》2000年第3期。
（26）Brian Richardson，“Recent Concepts of Narrative and the Narratives of Narrative Theory，”Style 34 (2000)， p. 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