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形式的文化意义

从16世纪明中叶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说《金瓶梅》人物语言之个性化，是因为大部分人物都属于社会下层，质地分析比较容易，那么《红楼梦》中我们看到上至王族下至贩伕的语言之不同质地。叙述语境与转述语不只是依靠引导句分开，风格的差异和语气特征也标出了转述语。

因此，转述语在中国白话小说中从指称分析走向质地分析，也显示了在传统社会解体、合一规范消失时，主体重心渐渐下移的趋向。

与转述语中主体分割相类似的是所谓不可靠叙述问题。在传统小说中，隐指作者(即叙述文本价值观的集合，或者说，作者主体意识进人文本的部分)对叙述有暴君式的控制权，叙述者只是他的代言人，因此叙述者所说的一切话都可以说代表了作者，叙述者是作者的“第二自我”。当布斯在《小说修辞》中把叙述者于预(narratorial intrusions)称为“作者干预”(authorial intrusions)时，他的目光没有越出传统小说。

这种整饬局面，在较优秀的传统小说中，已经受到破坏。《红楼梦》第29回有一段叙述者的解释性评论：

原来宝玉生成来的有一种下流痴病，况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如今稍知些事，又看了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闱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所以早存一般心事，只不好说出来。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叙述者所用的词汇、语调，所作的评价，与隐指作者相反。这样的评论是“言不由衷”。《红楼梦》的最早一批研究者已发现这个问题。戚蓼生《石头记序》说：

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写闺房则极其雍肃也，而艳冶已满纸矣，状阀阅则极其丰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写宝玉之淫而痴也，而多情善悟不减历下瑯玡；写黛玉之妒而尖也，而笃爱深怜不啻桑娥石女。（13）

仔细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人看来真正优秀的叙述作品，主体都出现分化，主体的各个部分(隐指作者，叙述者，人物等)，谁都不愿服从一个统一的价值体系。可以说，主体不和谐是优秀叙述艺术的普遍规律。这种不和谐非但不损害作品，相反，主体各部分的冲突，叙述作品容纳这些冲突主体的声音于同一文本中的努力，使作品呈现一种多元复合的戏剧性张力。

如何判断叙述者不可靠，一直是叙述学研究中的大难题。布斯曾列举了造成不可靠叙述的六种原因，即叙述者贪心、痴呆、轻信、心理与道德迟钝、困惑(缺乏足够信息)、天真。他实际上是说任何性格的缺点，智力上的缺陷或环境上的不利，都可以使叙述者不可靠。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智力上的低下并不经常使叙述者不可靠，有时甚至能使叙述变得极为可靠，因为现代小说用一个智力上成问题的人物作为叙述者，往往就预先埋伏了这样一个价值判断：被“文明杜会”玷污的智力与道德致坏共存；智力低下者反而能看出这社会出了毛病。因此，文盲流浪者(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乡镇理发匠(王蒙《悠悠寸草心》)、妓女(老舍《月牙儿》)都可以成为比较可靠的叙述者。

虽然叙述不可靠种类极多，程度各异，但不可靠的最基本原因是道德上的差距。而现代小说的叙述可以说都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靠，不可靠叙述成为现代叙述艺术的一个最有趣的特征。当如此多的小说让叙述者的道德意识与整个社会的道德观相龃龉，应当说，现代小说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的地位已变得非常特殊——小说对现代社会大都持批评态度。

最后，再看一个叙述形式问题：情节结构；应当说，情节的起承转合结构，情节在叙述作品内走向高潮并获得解决，这并不是叙述本身所要求的，而是叙述艺术服务于人类交际这一社会功能的要求。推动叙述中情节发展和解决的力量，是一定的价值观，而结局就是价值判断，是对人物和故事的道德裁决。隐指作者，在这里扮演上帝的角色，把叙述世界作为现实世界的缩影，作出对世界的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