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上述叙事文字，存在方式较为散漫，未能成为我国古代叙事文类的范式，成为范式者乃是历史叙事。前述宋代真德秀有.“叙事起于史官”之说，清代主张“六经皆史”的章学诚也认为：“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章氏遗书·上朱大司马论文》)即便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说文解字》的“史”字和“事”字是放在一起的，“史，记事也”；“事，职也，从史”。在篆体字以前的文字结构上，这两个字是存在着渊源关系的。史官记事，而史官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骨干意义。《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这段话与《礼记·玉藻》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相出入，但其强调史官文化在古中国具有监察政治、衡准人生价值的重要作用，则是一致的。这就形成了中国叙事文学史的独特性，与西方在神话和小说之间插入史诗和罗曼司不同，它在神话传说的片断多义形态和小说漫长曲折的发展之间，插入了，并共存着代有巨构的历史叙事。换言之，中国叙事作品虽然在后来的小说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它的形式技巧和叙写谋略，但始终是以历史叙事的形式作为它的骨干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中存在着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一实一虚，亦高亦下，互相影响，双轨并进的景观。小说又名“稗史”，研究中国叙事学而仅及小说.不及历史，是难以揭示其文化意义和形式奥秘的。
中国叙事文类涵盖着异常丰富复杂的文体，其中许多文体在新文体出现以后，并不轻易消失，反而吸收新文体的某些养分，与之并存。继续着新的变异和盛衰。举其大要，历史方面，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典志体、会要体、学案体、方志体，交错兴起，各显所长，又往往互相补充，并行不悖。小说方面，志怪志人、杂史杂传、传奇话本、笔记章回，在依次出现，各领风骚之余，又互相渗透，互相汲取，在不同的社会层面和文学层面参差发展。直到近代以降，由于西方思潮文体的影响，一些旧小说形式才趋于消亡，却兴起了现实主义小说、浪漫主义小说、现代主义小说。以及客观描写、深层心理、杂文化、记实化、魔幻和变形、意识流等五花八门的形式探索。如果说历史受传统模式制约较多，小说可以传播于不同的文化层面，那么戏曲受时代欣赏趣味的影响就更为直接和强烈.从唐代的参军戏到宋杂剧、金院本，再到元杂剧、南戏，明清传奇和种类繁多的地方戏，直到近代的文明戏、话剧，以及在现代科技推动下出现的电影、电视剧等等。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历史形式在时间推移上比较稳定，侧重于横向的拓展；戏剧形式受时间推移影响显著，侧重于纵向的形态更新；小说处于二者之间，既受时代影响而形式更新，却在旧的遗留上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横向并存。
尚须补充，叙事作品除了以上三大系统鼎足而立之外，或者又除了《诗经》、汉魏六朝“乐府”以来的叙事诗之外，还有许多短小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交往之间。比如《昭明文选》有碑文、墓志、行状的类别；《文心雕龙户以义、笔辨别文类，谓“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但有韵之文中，诔碑不排除叙事；无韵之笔中。史传自然属于叙事；介于文、笔之间的杂文、谐隐，也多叙事的笔墨。直到清代姚鼐编《古文辞类纂》，所列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均属叙事门类。这类文章在近代，衍化为各种叙事散文了。由此可见，中国叙事文类发展的历史没有西方那种鲜明的阶段性，除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文学革命把它区分为古典阶段和现代阶段之外，在数千年的漫长发展中往往采取多种文体并存，各司其职，各自经历高峰和低谷，在每个时代出现了部分性的盛衰兴亡.成就互异，而整体上多少呈现某种齐头并进的状态。与西方在断裂中求新变有异，这里多的是在并存中求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