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而言之，中国叙事文学存在着漫长的发展过程，到了二十世纪又经历了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时期，因此中国叙事学的建立在“还原”和“参照”的操作程序之后，还有关键的一步，就是“贯通”，既要贯通各种文体，又要贯通古代和现代。欲以现代意识阐释和转化古代智慧，没有贯通性的眼光和思维方式是难以胜任的。贯通的题内之义，是现代与古代的对话，以求在现代意识基础上的融合与开创。比如时空错乱的叙事谋略，在古典文学中已经存在，钱钟书《管锥编》所论甚详，兹录其有关小说戏剧者：
时代错乱，亦有明知故为，以文游戏，弄笔增趣者。汤显祖《牡丹亭》第三三折柳梦梅欲发杜丽娘之墓，商诸石道姑，姑曰：“《大明律》开棺见尸，不分首从皆斩哩!你宋书生是看不着《大明律》。” ……李汝珍《镜花缘》另出手眼，作狡狯。第一九回：“多九公道：‘今日唐兄同那老者见面，曾说识荆二字。是何出处?’唐敖道：‘再过几十年，九公就看见了’”；……第八四回：“孟玉芝道：‘我今日要学李太白斗酒一百篇一了。’尚红珠道：‘这位李太白不知何时人，向来却未听过’”，……
从古典叙事作品的这种游戏趣味中，我们可以领悟到鲁迅的《故事新编》中的时空错乱的叙事谋略的历史因缘，当然还应考虑到他的故乡的“目连戏”在古老的宗教故事主线之旁串联着许多世俗讽刺故事的做法。鲁迅的《采薇》在嘲讽伯夷、叔齐之余，还要捎带上那个要“买路钱”的“华山大王小穷奇”，以及“上山去开了几句玩笑”的“阿金姐”。《出关》在嘲讽老子之余，也涉笔成趣地点染几句那位“签子手”，用签子在青牛的鞍鞯上“刺一个洞，伸进指头去掏了一下，一声不响，撅着嘴走开了”。在历史故事之旁糅合了相当数量来自现实生活的角色和细节，从而造成了古今两个情节层面的相互干涉，造成了一种间离效果，把辛辣的讽刺蕴含在诙谐的变形画面之中。如此执著的现实批判精神，如此超越古典文学游戏笔墨的思想深度，自然与五四时代受外来思潮的影响而形成的“为人生”的文学态度，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其白描笔墨和断面式的情节安排，当然也是中西文学融合的结果。
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叙事文学，已经开始了中国神采与现代世界人类精神相融合的历史进程。作为理论探讨的一种方法论，还原→参照→贯通→融合的思路，旨在与这个进程相呼应，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又充分现代化的叙事学体系。它应该携带着中国数千年的叙事经验和智慧，又以开放的姿态和开阔的视野与现代世界进行充实的、有深度的对话。谁敢说自己已达到如此境界?但不妨相信，收获来自耕耘，远行始于足下，愿与同道知音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