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所有的社会批评与意识都有经济优势,但是绝对的精神(Geist)关联物却总是自明的(self-evident)。在美国,我被告知的自明性不再具有任何合法性,与精神相关的东西不会得到明确的尊重,不像中欧和西欧,这种尊重渗透在所谓的受教育阶级那里;这种尊重的缺席导致精神朝着批评的自我决定方向发展。○22
阿多诺在这里以欧洲人的眼光看待美国文化并拿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作比的意图是一目了然的。当他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获得了一种打量美国的视角并由此反观欧洲文化时,他也就建立了一种比较的尺度,而在这种比较中,他的心理天平最终还是倾向了后者。其原因非常简单:美国文化本来就缺少欧洲文化中无需证明的“精神”,人们又对“精神”缺少必要的敬意。由此联系到他终其一生坚持批判的大众文化,其批判的又一原因也就大体清楚了:美国的大众文化使他意识到了精神家园的沦丧,而精神家园的重建不可能是在技术理性高度发达的当代美国,甚至也不可能是在生长过法西斯主义的现代欧洲,而只能是在记忆中或想象中的某个乌托邦的王国里。
阿多诺晚年的这种思考实际上代表着法兰克福人的共同想法。本雅明自杀之前那种浓郁的弥赛亚情结,马尔库塞晚年的皈依席勒,洛文塔尔对乌托邦思想的反复申明,这一切表明:共同的文化背景使他们的思想在一个必然的逻辑终点相遇了。除了本雅明之外,无论他们曾经对大众文化采取过怎样的态度,美国的大众文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美国的生活经验,都参与了对他们思想的塑造,并最终帮助他们完成了最后的选择。因此,更全面地说,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批判大众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模式和对法西斯主义的痛苦记忆固然已坚定了其批判立场,而美国的大众文化一方面使他们进一步意识到了批判的必要性,一方面又唤醒并确立了已埋藏在他们心中的精英主义文化立场,而且帮助他们形成了艺术与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所以,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者完全取精英主义的角度是片面的,但是取消了精英主义这一维度,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将无法做出更精微的分析与更准确的判断,这是我们在面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时应予特别注意的。
从主体(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既成的认知模式和心理图式)与客体(美国的大众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形成的历史语境,并指出了他们批判大众文化的逻辑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之后,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一种理论话语都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而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也必须面对当今的社会结构与更加发达的大众文化来进一步验证其对错真伪。然而,无论当今的学者取怎样的眼光、角度、方法与立场来审视,都不应该把这种理论的历史语境悬搁起来。因为,只有走进历史之中我们才可能发现,许多学者对法兰克福人的思想往往只是简化地理解,他们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批判显得过于轻率了。
①[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钅舌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4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0, 263页。
③Herbert Marcuse: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pp. 5-6.
④Martin Jay, ed.:An Unmastered Past: 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owentha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 240.
⑤Martin Jay: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 143.
⑥○11Theodor W. Adomo & Max Horkheimer: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rans. John Cumming,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Inc., 1972, p. xi, P. 159.
⑦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s, trans. HarryZohn, Fontana Press, 1992, pp. 234-235.
⑧⑩[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董乐山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350, 3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