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来,法兰克福学派对无产阶级的认识实际上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学说的改写或修正。在这种改写或修正过程中,他们先有了一个事实判断(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工人阶级取代了曾经革命的工人阶级),然后才有逻辑判断与思维方式的转换。而当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的认知模式取代了阶级社会(class society)的认知模式之后,法兰克福学派也就不可能把无产阶级大众看作真正的革命对象了。法兰克福学派所谓的“大众”虽然在更多的时候指代的是中产阶级大众或商业意义上的大众,但却隐含了对无产阶级大众堕落为中产阶级大众的失望与批判,其中的政治意味是不言而喻的。对无产阶级的失望使得法兰克福学派把关注的视线不断地投向了个体,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自律的个体与顺从的大众)的思维模式,这就为艺术与大众文化的进一步对立埋下了伏笔。同时,对资本主义整合程度的不同认识又使他们形成了两种思想趋向:显的层面是悲观主义———资本主义的整合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这种趋向在阿多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隐的层面是乐观主义———不断寻找革命主体的冲动使得他们具有了把洛文塔尔(Lee Lowenthal)所谓的“政治—革命意识”④转化成革命实践与政治行动的动力。这种趋向在本雅明与马尔库塞那里表现得更加充分。而到了最后,他们又全部在美学-宗教的救赎层面胜利会师。于是,对大众的弃之不顾,对个体的拯救,犹太救世主义的渴望,政治行动主义的迷狂,皈依美学的冲动,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批判理论”的叙事元素,而大众文化就是在这样一种叙事模式之下被书写出来的。
二
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背景与学理背景为法兰克福学派提供了一种认知模式,从而使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思考有了一个特殊的切入角度(首先从政治,然后才是商业),那么,法西斯主义带给他们的心理创伤与痛苦记忆却帮助他们形成了一种既定的心理图式。这种图式同样在对他们的大众文化理论的塑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纽约的秘书迈尔(Alice Maier)曾经如此描绘过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研究所”所面临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必须抨击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可以说这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一个信念,正是这一信念把我们团结到了一起。”⑤如此看来,抨击法西斯主义并进而研究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是当时摆在“研究所”全体成员面前的头等大事,但是由于具体的研究思路与设计方案的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对策。在这一时期,马尔库塞写出了《理性与革命》(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一方面旨在证明法西斯主义与实证主义哲学的内在联系,一方面试图拯救出黑格尔哲学中的“否定性思想”;洛文塔尔与别人合作研究的成果是《欺骗的先知》(False Prophets: Studies on Authoritarianism),意在说明美国的煽动者与法西斯主义的宣传使用了相同的技巧与策略,其目的在于达到对大众心理的控制。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则写出了《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Enlightenment),法西斯主义的野蛮行径使他们开始了对这样一个核心问题的思考:“为什么人类没有进入到真正的合乎人性的状态,而是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⑥而面对法西斯主义的文化策略,远在巴黎的本雅明提出了以牙还牙的主张:法西斯主义谋求的是政治审美化,“而共产主义对此作出的回答是艺术政治化。”⑦在对法西斯主义的声讨与批判上,“研究所”成员达成了共识。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是法西斯主义阴影笼罩之下的产物,是“研究所”成员对法西斯主义批判的合理延伸。
那么,法西斯主义与大众文化之间,对法西斯主义的声讨与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之间的连接点又在哪里呢?是大众媒介。当时电视还没有问世,无线电广播是纳粹政府上台后控制群众、进行法西斯主义宣传的主要电子媒介(除此之外还有电影)。“戈培尔一直认为广播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宣传工具”,⑧在他的统筹安排下,“纳粹党以强迫作为手段,把公众组织起来,集体收听。当时,接收机是放在街道上的”。⑨“广播变成了这个政权的远远超出其他一切的最有效的宣传工具,在改造德国人民,使他们适合希特勒目标这一点上,比任何别的工具都起着更大的作用”。⑩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启蒙辩证法》中,他们进行过如下思考:“无线电广播变成了元首的普遍喉舌,他的声音从大街上的扩音器中传出,就像女妖塞壬的嚎叫一样让人惊惶失措———简直无法把现代宣传与这种嚎叫区别开来。国家社会主义分子自己也知道,就像印刷机使得基督教改革运动成为可能一样,无线电广播也缔造了他们的事业。”○11由于无线电广播、电影等新型的电子媒介成了法西斯主义最重要的宣传工具,所以,大众媒介在把“个体”变成“群众”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2带着这样一种“前理解”或心理图式,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看到同样由大众媒介或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大众文化时就不可能不产生相似的联想,并进而把这种联想转换为学理层面的论证。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凯尔纳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