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模式、法西斯主义给“社会研究所”成员带来的痛苦记忆以及20世纪30-6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局面,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形成的历史语境。“西马”的认知模式使“研究所”成员形成了“大众犹如原子”的判断,因法西斯主义而形成的心理图式使他们得出了“大众文化是极权主义的温床”的结论,而美国的大众文化一方面唤醒并确立了他们批判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立场,一方面也使他们强化了“艺术与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正是在这股合力之下,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呈现出强烈的批判色彩。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大众文化理论 认知模式 心理图式 美国的大众文化
至少有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得以形成的逻辑前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模式,法西斯主义带给“社会研究所”成员的痛苦记忆以及20世纪30-6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局面。在以下的分析中,笔者将要说明的是这三个因素在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以便我们能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清醒的认识。
一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非常暧昧的。一方面,“老年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理论成了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剖析大众文化的重要武器,“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关怀又成了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建构审美乌托邦王国的主要依据,以至于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与理念已经镶嵌于“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的总体设计中,并构成了“批判理论”宏大叙事的基本元素。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又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语汇(如阶级、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大众等)所指涉的对象及其作用产生了怀疑,并逐渐抛弃了马克思那种无产阶级因为经济剥削与压迫而必然起来革命、从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认知模式,自然,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大众也就与那种认知模式一起被抛弃了。在谈到法兰克福学派出场的时机时,安德森指出:
葛兰西在意大利的与世隔绝与逝世、科尔什和卢卡奇在美国和苏联的隔离和流亡生活,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群众中活动自如的阶段已告结束。从此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以自己的密码式语言来说话了,它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愈来愈远,但它对于工人阶级的命运还
是努力设法效劳并力求与之相联系的。①
法兰克福学派远离无产阶级是一个事实,但这种远离却是建立在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重新认识之上的。按照恩格斯的解释,“无产阶级是由于产业革命而产生的”。作为“专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它的成员从一开始就处在了被剥削受压迫的境地。结果,他们的生活状况与社会地位“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因此,资产阶级在为自己生产着财富的同时,也为自己生产出了掘墓人。②显然,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年代,无产阶级毫无疑问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大众是革命主体。然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资本主义社会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阿多诺把这个社会定位成“全面管理的社会”(the totally administered society),而马尔库塞则进一步把它形象化地表述为“单维社会”(one-dimensional society)。由于统治阶级通过技术理性的力量把统治意识形态推进、渗透到了全社会的方方面面,马尔库塞曾作出如下判断:
在大多数工人阶级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意识占着主导地位。当然,只有在革命的形势下,革命的意识才会显示出来;然而与以前相反,工人阶级在当今社会中的状况与革命意识的发展是相对立的。工人阶级中的绝大部分被资本主义社会所整合,这并不是一种表面现象,而是植根于基础(infrastructure)本身,植根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之中的:宗主国的(metropolitan)工人阶级从超额利润、从新殖民主义的剥削、从军火预算与政府的巨额津贴中分得好处。说工人阶级可以失去比锁链更多的东西也许听起来粗俗,但却是一种正确的表述。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