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社会史式小说似乎成了一种时髦，作家纷纷表示自己的创作是奔此而来的。读《孽海花》据说不能把彩云定为主人翁，读《剑腥录》据说也不能把邴仲光定为主人翁；因为两者都“非为言情而设”（32）。中原浪子的《京华艳史》据说不能作嫖经或怪现状读，而应“当中国现在北京秘史读”(第一回)；苏同的《傀儡记》据说不是在讲有趣的故事，而是在“纵论时代的变迁”(第十五回)。就连吴趼人“取法于泰西新史”的“稗官小说”《胡宝玉》(《三十年来上海北里怪历史》)，据说也因其记载“社会中一切民情风土，与夫日行纤细之事”，“虽谓之为上海之社会史可也”（33）。实际上后世的读者也倾向于把这些小说当“社会史”读，只不过评价不象当年作家自我估什的那么高。如胡适就认为“《官场现形记》是一部社会史料”（34）；郑振铎则称“《京华碧血录》尤足供给讲近代史者以参考资料”（35）。
光是注重补正史之阙，虽则史料翔实，毕竟难以吸引读者，也不成其为小说。既要合小说之体例，又要有史书的价值，“新小说”家于是纷纷以小人物写大时代。在《剑腥录》中，林纾一再表白他两难的窘境并展示其解决的办法：“凡小说家言，若无征实，则稗官不足以供史料，若一味征实，则自有正史可稽。如此离奇之世局，若不借一人为贯串而下，则有目无纲，非稗官体也”(32章)；“不得仲光夫妇，亦无以贯串成文”(30章)；“其云邴刘夫妇者，特假之为贯串耳”(附记)。林纾的几部长篇小说，都“拾取当时战局，纬以美人壮士”（36）——前者属实，后者属虚；前者含史，后者归小说。不单林纾，不少“新小说”家都是如此这般解决引“史传”入小说引起的矛盾。研究者常讥笑这一情节模式的浅陋，而不曾体察到其中包含的艺术匠心——尽管不甚高明。如此以男女情事为贯串线索写历史事变，孔尚任的《桃花扇》已有例在先。“新小说”家正是从《桃花扇》吸取艺术灵感，而又力图摆脱这一前人的阴影。梁启超十分推崇《桃花扇》，于《小说丛话》中屡次提及，晚年更为其作注。尽管在《新中国未来记》中似乎看不到《桃花扇》的影响，《新罗马传奇》的布局则被扪虱谈虎客评为“全从《桃花扇》脱胎”(《楔子》评语)。林纾著《剑腥录》，其序自云：“桃花描扇，云亭自写风怀；桂林陨霜，藏园兼贻史料。”尽管曾朴对“能做成了李香君的《桃花扇》”表示不感兴趣，（37）可读者仍不免把它比之于《桃花扇》。
其实，“新小说”家的此类著作，自有其不同于《桃花扇》处。曾朴称借用彩云“做全书的线索”，目的是“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38）；林纾等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彩云毕竟还算“主中之宾”，间接卷入历史冲突中，林纾笔下作为贯串线索的男女则纯然是历史事变的旁观者。也许更能代表“新小说”家的“准历史小说”特色的，正是这目击者与旁观者。包天笑曾回忆当年在小说林社与曾朴、徐念慈相约编写近代历史小说，曾朴的《孽海花》以彩云为中心，包天笑的《碧血幕》(刊《小说林》，未完)以秋瑾为中心，徐念慈准备写东三省红胡子及义勇军的《辽天一劫记》并未刊出，是否以一人物为中心不得而知。最有意思的是包天笑的如下自述：
仅仅秋瑾一方面的事，也不足以包罗许多史实。但我对于这个志愿，当时总搁在心头，老想以一个与政治无关的人，为书中的主角，以贯通史实，这不但写革命以前的事，更可以写革命以后的事了，只是我却想不起我的书中主人。（39）(着重号为引者所如)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其活动面都受到很大限制，借他或她为中心线索，固然便于结构情节，却难以表现整个事变的全过程。倒是一个旁观者，可遇、可游、可闻、可见，更利于“贯通史实”，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画面。包天笑没有想出来的“书中主人”，林纾找到了，刘鹗、吴趼人、连梦青也找到了，这就是那提供大时代见闻的“旅人”。只不过刘鹗、吴趼人笔下的历史画面稍为零碎些，连梦青的“旅人”没有贯串到底倒是林纾小说中作为贯串的男女一直认真负责提供足够的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