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形式的文化意义

因此，虽然现实生活永不落幕(现实性最强的叙述，例如新闻报导，可以不断地写下去)，叙述作品却始终沾沾自喜于它的幕落得如何精彩。尽管生活老是在抵抗固定价值观，固定价值观在叙述作品中依然可以取得控制权。如果叙述作品摆脱情节结构，它实际上就是在摆脱一定的社会文化形态。

瓦尔特，本雅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小说的作者与读者对情节和故事失去兴趣时，他们就显得对行为的意义和道德价值失去了信心。”（14）

的确，情节结构的整饬，是道德规范整饬的产物。问题是，历史并不服从某一个特定的道德体系。

情节结构的整齐也牵涉到叙述时间的整齐，因为叙述中的时间链实际上是非明言的因果链，而叙述的因果链完整，是整一价值观的体现。要打破因果链，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时间链，把事件从因果链中解放出来，使事件不再是前后相继的时间链中的一环，而靠其经验的强度超越叙述的时间——因果框架。

诚然，任何叙述文本都或多或少地扭曲了故事“本来”的时间，完全没有时间变形的叙述是不存在的，是无法想象的。但时间变形有两种：如果变形的范围只是增加叙述的时间效果，那只是一种时间链的改组，它的目的就是让读者在阅读时能加以复原；如果时间变形超越了可以阅读复原的范围，那么，这样的时间扭曲就是一种时间链的破坏。

这样两种时间变形的模式实际上为两种历史观服务：时间改组式叙述，认为历史(或现实，或故事底本)，有必然的因果规律可寻，有稳定的价值体系和规范去抽取。时间改组所做的是删剪编辑历史事件，使历史被纳人一定社会文化形态的框子。

时间破坏式叙述则相反，它是基于另一种信念，即历史不服从某个因果规律，其复杂性无法纳入任何现存的价值规范体系。在时间链被破坏后，历史被非叙述化，也就是说，不象在一般的写作中那样被纳入一定的解释体系之中。

如果叙述形式的确与社会文化形态如此密切相关，的确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那么，如何才能读出这个意义？

的确，一般读者是不了解这个意义的，对只能读情节读故事的读者来说，形式的文化意义是隐蔽的。理解作品形式的、文化意义，实际上是对作品的反理解，是暂时搁置其内容意义，与作品保持必要的批评距离，甚至可以说是对叙述文本的自然状态的扬弃。

叙述形式的文化意之隐蔽排除了每个人成为意义揭示者的可能。苏联符号学家洛特曼对此提出过一个惊人的看法，他认为“文本的真实性即在于其不可解”，因此，“与文本出现的同时，必然要出现文本解释者”。正如有巫辞就得有祭司，有经文就得有牧师，有法律就得有律师，同样，有艺术作品就得有批评家。批评家所作的是揭露对一般读者来说不可解的意义。“解释的定义就排除了每个人都成为解释者的可能。”（15）

对小说的一般读者而言，叙述形式只是一种容器，与作品的本质关系不大。容器的形式再奇特(例如有复杂的时空变换，大量倒叙等等)，过了不久，读者也就能见怪不怪，故事最终还能复原成与经验世界相印证的复件。形式只是理解意义的手段。而对于试图了解叙述形式的文化意义的批评家来说，形式不是手段，它本身就是意义。它不是得鱼即可忘的筌，它就是鱼。

注释

（1）泽尔尼克(Stephen Zelnick)《作为叙述的意识形态》见哈利·加尔文编《叙述与意识形态》1982年，第281页。

（2）古尔兹《文化阐释》，纽约，1973年，第86页。

（3）转引自荷尼希汉森 (Lothar Honnighansen)《视角及其思想史背景》(Point of view and Its Background in Intellectual History)。又见《比较文学年刊》第2卷，剑桥，1980年，第154页。

（4）佩特(Walter Peter)《文集》，第5卷，第66页

（5）王尔德《作为批评家的艺术家》芝加哥，1969年，第315页。

（6）阿英《晚清小说史》1937年，第68页。

（7）布斯(Wayne Booth)《小说修辞》，1983年，第4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