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形式的文化意义

这一段跳角，破坏了全文叙述方位的安排，从情节上看，也并非必要，因为不管水香怎么想，是否自责自谴，并不影响吴顺昌的行动，他反正已经独自决定不到水香房里去了。这个感伤味十足的跳角，明显是从道德上的考虑来安排的，不写这一段，水香的形象就成了问题。小说的主题是劳动人民纯朴、高尚而恪守道德，发乎情而止于礼，这个劝善诫恶目的迫使叙述进入在技巧上在形式上有百弊而无一利的跳角。

格林的名著《问题的核心》，也遇到相似情况，虽然其考虑正好与《麦客》相反。’在《问题的核心》中，婚姻不幸，婚姻与婚外恋的道德冲突，使主人公最后无法承受，自杀了事。格林说这本小说出版后受到的热烈反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这本书一定具有某种腐蚀力，因为它太容易打动读者的软心肠了。我从来没有接到过那么多素不相识的人来信……我发现读者的感受完全不同。他们认为斯考比的过错是可以原谅的，斯考比是个好人，他是被那个没有心肝的妻子逼上死路的。（11）

格林发现其所以造成相反效果，原因可能是人物视角这个形式问题。

小说的缺点与其说是心理上的，毋宁说是技巧上的。读者看到的露易丝(斯考比太太)主要是通过斯考比的眼睛，他们没有机会修正对她的看法，这就使斯考比爱上的那个海伦姑娘不公平地处于有利地位。在我的初稿上本来有一段斯考比大太同威尔森(她的朋友)相会的情景……这一段叙述对斯考比太太比较有利，因为这场景通过威尔森的眼晴来描迷。但是插入这样一个场景，会过早地打断以斯考比为角心的叙述，使故事进展显得秘懈。（12）

初版时，从叙迷角度整伤考虑，格林去掉这一章，再版时，他不得不重新加入，为了改善斯考比太太的形象。这样，斯考比的最后自杀不单是由于婚姻的不幸和婚外恋的痛苦，小说不再是一个感伤的三角恋爱悲剧，精神的、宗教的(天主教的)价值冲突就成为小说的主要意义。

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一个更简单的叙述形式特征：转述语。

转述语，即小说叙述中引用人物的语言。这种引用可以有四种不同方式：直接自由式，间接自由式，直接引语式，间接引语式。无论哪种形式，叙述者与说话人物这两个主体因素都在争夺控制权。所以转述语具有双重性，它既是人物语言的记录，独立于叙述者的控制之外，又是被叙述的对象，处于叙述者的控制范围内。不同类型的转述语，二者控制方式不同。

苏联巴赫金学派的伏罗申诺夫曾有论文详细分析了转述语类型的变化在俄国文学发展中的重大意义。他指出俄国文学中有大量间接转述语，而间接转述语的特点是叙述语境控制力很强。间接转述语有可能朝两个方面发展。一种是在语意水平上接受信息，即只传达意义，排斥语调色彩，从而使叙述语境浸润渗透人人物语言。他认为每当理想主义、理性主义或集体主义思潮在社会文化形态中占上风时，叙述作品中的转述语便倾向于这种“指称分析”方向。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是“指称分析”式间接语的典型。

另一种，即尽量保持转述语的语调色彩，尽可能保留人物原话的特征性词汇和语气。这时，叙述语境对转述的渗透控制程度就较轻。他认为，每当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潮抬头时，叙述作品的转述语就倾向于这个“质地分析”方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质地分析”的典型。

这是一个很杰出的论证，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叙述形式的文化意义。可惜，对于中国小说的发展，这个论证无法直接移用。因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特殊物质形式——无标点，几乎不分段——为了把转述语与叙述语境分开，必须尽量频繁地使用固定位置的引导句 (“他道”，“武松道”)，并尽可能使用直接引语式，以使转述在语气上与叙述语境相区别。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由于读者文化层次较高，尚有各种变通方式和间接语出现，中国白话小说，几乎是直接引语的一统天下。

直接引语，从定义上说，就是人物语言原话直录，因此是彻底的“质地分析”。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早期白话小说中，所有的人物说的几乎是一样的语言，凤格上与叙述语境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种半文半白的调子。不少人认为早期白话小说是“话本”，即说书人演出直录。但连从唐朝起在口语文学中已流传颇广的“邓艾吃”，在《三国演义》文本中也消失了，邓艾说的话与其它人一样风格，因此全是“指称分析”。到《水浒传》中，质地分析也只出现于粗鲁型人物和平民阶层人物身上，如李逵、王婆。在大部分人物的语言中，“指称分析”还是占优势。金圣叹说：“《水浒传》并无之乎者也等字，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真是绝奇本事。”这赞语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