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肯定的是,尧斯并没有重犯形式主义割断文学与社会关系的错误,而是始终把读者接受的历史同社会的“一般历史”结合起来,他指出“文学史的任务”之一在于把文学史自身看作“与‘一般历史’的唯一联系中的‘独特历史’”。他解决这个间题的途径是,对文学的社会功能从读者接受角度加以探讨:“作品的社会效果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充分体现其真正的可能性:接受者从阅读中获得的经验进入他生活实践的期待视界,修正他对于世界的理解并且反过来作用于他的社会行为”。这就是说,文学的社会功能是通过改变读者的期待视界实现的。“只有从这种视界改变的角度去观察,对文学效果的分析才达到读者的文学史的尺度”。这就实现了文学的效果与文学的接受之间的统一,把文学的效果史同接受史统一起来作为文学史描述的重点。
文学史—效果与接受的历史,这一破天荒的大胆设想,对于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不育是一个有力的挑战。
四、《挑战》的思想基础与局限
接受美学的思想渊源是多元的,主要有现象学、符号学、结构主义、释义学等哲学、美学思潮。但就《挑战》一文而言,其主要的思想基础是伽达默尔(Hares-Georg Gadamer)的释义学哲学一与美学。可以说,尧斯这个接受美学纲领在思维框架上基本上接受了伽达默尔的观点。
伽达默尔的释义学认为,理解和释义活动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本体论意义。理解是人类整个世界经验的一部分,理解过程渗透在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我们面对的世界(历史中的对象)是一种“本义”,我们对它的理解过程也就是世界的意义一一“在”(spin)的显露过程。在说明理解活动时,他否定了传统释义学片面重视理解对象(本义)、要求释义者必须克服由于历史时间距离造成的主观偏见(历史性)而达到尽可能“客观”和忠实地阐释本义及其作者的原义的观点,而提出了五点值得注意的看法:第一,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无论释义主体还是作为对象的本义都是内在地镶嵌在历史性中的,所以真正的理解不必去“克服”这种固有的历史性,而应去适应历史性。第二,理解的固有历史性,包含理解前已存在的社会历史因素、理解对象的构成和由社会实践形成}1`;普遍的价值观三方面,它们的共同作用形成了释义主体的“合法的偏见”,即不可超越的历史性“期待视界”:“偏见即我们向世界敞开的倾向性”。第三,由于理解主客体都处在历史的情境关系中,所以,不同历史环境、不同释义者对同一本义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解释。第四,释义的任务不是消极地复制本义,而是一种溺生产性的”努力,理解过程中释义者的能动作用极为重要。第五,在理解过程中,释义者的“偏见”、“视界”会不断调整、改变,以逐步显示本义的内在意义,这是主客体、现实与传统之间相互作用、达到“视界融合”过程:“理解总是这些我们假定它们独立存在的视界的融合过程”。第六,这种理解的过程也就是历史本身,历史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物,是一种关系,在此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对历史理解的真实”,所以,这种历史可称为“效果的历史”。①伽达默尔还把这些释义学原理应用于美学,②提出了释义学美学的一个根本命题:“艺术品是对不断更新的理解的开放”,这就把传统美学单纯探询作品本文意义的方向“转变成艺术经验的问题”(读者的审美经验与期待视界)。他认为释义学美学的任务是“通过我们自己解释的努力来弄清和转达我们在传统中遇到的艺术”。对艺术的理解是理解者与作品的互相作用,艺术作品对每个时代每个人说话,但每个时代的每个人都通过“自我理解”来与作品的视界交融,这就是艺术作的意义的不断更新与丰富,也就是艺术具有永恒的“同时代性”(“当代性”)的原因。
很明显,尧斯在一系列基本方面吸收了伽达默尔的思想。在《挑战》中,尧斯多次引用伽达默尔的话,并不讳言接受美学“与伽达默尔关于效果的历史的原理之间的一致性”。不过,尧斯对释义学的吸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作了根本性的改造,即把作为本体论的释义学只作为一种方法论与思路应用到美学中来,而并未全盘接受释义学把理解活动本身作为世界本体的那种带有唯心主义神秘色彩的本体论;而且在吸收释义学一些具体原则时又用文学社会学方法作了某些改造,使之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不背离,因而东德学者能很快对接受美学原理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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