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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行为体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最极端的例证是，美国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设定为敌对力量。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1月取得政权以后，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就把布尔什维克视为“人类头脑中从未有过的最骇人听闻的、最可怕的东西”，“是对现代文明的彻底抛弃”。这种源自文化价值观对立的敌视性政策一直延续至今。当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在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曾情不自禁地说：“铁幕消失了，柏林墙被推倒了，同它一起崩溃的是一种叫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神话”，“纵观世界各个角落，你们会发现，美国的榜样正在发生作用。”《华盛顿邮报》在一篇评论中说，西方世界为寻求瓦解共产主义的方法，花费半个世纪和亿万美元，却忽然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美国一位著名电影制片人曾在一篇题为《好莱坞对抗共产主义》的文章中宣称，好莱坞影片是“铁盒里的大使”，“是对抗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摧毁力量”。这种所谓“最有效的摧毁力量”随后又被用来指向中国。1991年9月10日，《纽约时报》在一篇关于美中关系的评论中毫不掩饰地说：“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敢于这么大胆地维护大部分美国人认为是过时或邪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随着苏联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供美国人谩骂的邪恶帝国的位置出现了真空。现在有迹象表明中国将填补这个真空，成为美国主要意识形态对手和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讨厌的象征。”在美国人看来，“一场成功的革命，必须符合美国人头脑里他们所熟悉的自己那场革命的目的、方法与他们的政治修养。”“这些观念深深地扎根在政策制订者的脑头中。”也许是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由此出发形成的战略决策和政策选择，使美国那种世界领袖地位的心理受到挑战，使美国人那种唯我独尊的民族心态受到挫伤，因而在国会、在新闻媒介就响起一阵又一阵的“遏制”、“制裁”的喧嚣。在美国领导人看来，不管对中国实行哪种政策，其目的，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是为了自身利益以及自身安全。从长远来看，美国要鼓励中国内部“实现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势力”，以促使“中国出现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的广泛的、和平的演变”。显然，美国对华的各种政策选择和实际行为都深刻地打上了其文化价值观的烙印。
文化扩张——文化在实现外交目标中的工具性功能
美国文化除了作为本原性和导向性要素控制着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之外，还越来越多地在美国的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独立的作用。文化除了扮演导向性角色外，还扮演着工具性角色。文化已经成为美国实施国际战略的工具。文化扩张就是这种工具性角色的体现。
约瑟夫·奈认为，在当代国际社会里，“在众多与美国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单靠军事力量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如果美国想保持强大，美国人也需要关心我们的软实力。”“这种力量能让其他人做你想让它们做的事。”“如果美国代表了其他人愿意仿效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可以不费气力地发挥领导作用。”约瑟夫·奈认为：美国文化“是一种毋需投入过多并且相当有价值的软力量资源”。“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强的同化能力。”“美国已经成功地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组织机构化搭起了一个政治框架。”事实上，美国政府一贯重视策划和运用文化力量来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这就是美国的文化战略。在美国领导人看来，应用文化力量来推行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是最有效的办法。美国重视文化战略的运用，是因为文化产品本身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思想意识、自由民主观念和价值取向。美国文化产品的生产和输出不仅可以获得巨额的商业利润，而且还会产生巨大的政治思想影响和社会效果。据统计，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占了世界市场的75%。美国400家最富有的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美国的音像业仅次于航天工业居出口贸易的第二位。今天的美国社会，自由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一切精神产品都已市场化和商品化，文化力和商品力紧密融合，特别是高科技的运用，使其文化产品更具剌激性、更具吸引力，也更具同化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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