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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音乐素养很高的人说坏人不能欣赏美好的音乐，认为法西斯利用音乐是对音乐的亵渎，希特勒沉浸和迷狂在欢乐颂的高昂乐曲中就是玷污了贝多芬，这是一种道德化的美学信念，是用道德评判替代了美学分析。这种占据道德制高点的美学理论其实多少有一种自媚。这类音乐美学家的愤怒是盲目的，是基于一种错误的信念之上的。而且，我从中多少感觉到一点把自己提升到高空的得意，他们把对自己音乐修养很欣赏，这原本是合理的，没什么不好；但是他们用一种高超的自媚心理技巧把这点自我欣赏引导、扩大到了良知和道德上。
顺便说一句，希特勒的美术素养也很好，他的素描功底很不错，仅就素描这一项，考上中央美院没问题。
最后，我应该正面回答本文提出的问题。学音乐的孩子不比别的孩子好，也不比别的孩子坏。学音乐的孩子变好也要自己的磨练、抉择，如果变坏，也跟别的孩子一样快、一样坏。
在快要完成本论文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对我的观点有质疑：“也许法西斯在主观上是有道德感的，否则他们怎么会喜欢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那是一首有明确文学表达的乐曲。”我想，某种主观的欲望和激情可以产生强烈的动机，但那不是道德，那是个人的意志。它恰恰是与道德相对的概念。道德这个概念强调的不是相对性，不是个人的、主观的东西，而是某种普遍性和共同性，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所承认、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的，它所包含的基本价值观是人类的共识。我们不排除在激昂的第九交响曲和语录歌的乐音中，那些施暴者也体会到某种参与历史创造的使命感和重任在肩的崇高感，但对于这种封闭环境中的个人意识状态；对这种被操纵、控制的激情，我们一般不用“道德”这个词来表述它。也许，也正因为我们善于为这类“主观的道德”寻求合理性，才会使在“文革”期间做过令人发指的罪恶的人为自己找到道德的解脱，对此，我们还远没有全社会的深刻反省。在21世纪，我们应该强调建立某种普遍性的底线伦理。我们首先可以做的是承担每个人与生俱来的选择的权利和不可逃避的选择的责任。试图把这种选择一次性地交给音乐是一种虚妄甚至是欺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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