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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整体性把握的信念不认为艺术、政治、道德彼此是有不同的价值标准的，它们各自有不同的、彼此不同的规律和标准。应该指出：这种多元性标准不是说人性基本人道主义有多元标准，而是一种基于统一的、普世的人性之上的，存在于人类生活各中活动之间的多元标准。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是这种价值多元论的代表，他断言：“一事物之所以为美，恰恰因为其不真不善，而且唯其不美不善，才成其为真……真善美根本就是相分离而不是相统一的”。与之不同，启蒙时期有的思想家的信念是认为“大自然已经用一条牢不可破的铁链把真理、幸福和美德结合为一体。”（孔多塞）德国作曲家舒曼也持这种我很难理解的音乐美学观：“道德的规律也是艺术的规律”。事情要是真的这样，那麻烦可就大了。不过，学对位法也许就简单了。
中国儒家的传统是相信可以追求“尽善尽美”，相信天地万物是由一个内在统一的“道”来管制，所以总想追求某种“天人合一”的最高理想境界。这种文化传统接受价值分离、每个人的特质是由他每天的选择来决定这类理念就要稍微困难一些。
另外，追求完美、音乐与人的道德紧密相连这一信念还会导致对音乐作品做出高下之分，并进而试图以音乐来判断人的道德、拯救人的道德。
这就很危险了。请看下面几段话。
“艺术必须是崇高和美的喉舌，因此她是自然和健康的载体。”
“艺术是一项崇高的，需要狂热去献身的使命”
“有时候我甚至设想，如果希特勒感兴趣的不是瓦格纳歌剧，而是莫扎特的歌剧，也许就不会有纳粹运动了。”
“丧失了人生根基、灵魂无着落而惶惶不可终日的当代人，不是通过重金属摇滚，不是靠高科技震耳欲聋的音响、变幻多端的灯光、劈啪作响的烟火、电子屏幕的烘托和全身闪烁的服装等方面加以包装，以及杰克逊在台上拼命扭动霹雳，声嘶力竭地喊唱、气喘嘘嘘时就停下来说几句‘我爱你，我爱你’，而是通过莫扎特的圆号才获救的！”
“把那些有传染危险的腐败艺术从觉醒的德国艺术中清除出去！”
有的人可能不会相信，上面的前两段话是希特勒语录，接在后面的两段话是《希特勒与艺术》的作者赵鑫珊在文中多次表达的信念。而最后一句话是纳粹德国“艺术协会”第一任主席哥尔德斯密特的坚定决心。
对比这几段话，我简直又好笑又害怕。好笑的是，赵鑫珊在感情上很富有人道主义同情心、内心极为痛恨纳粹和专制。他试图通过研究法西斯艺术来剖析法西斯的思想根源和心理基础，可是他自己居然在美学上转了一个圈子，走到了法西斯美学的隔壁。对音乐的神圣化、对音乐作用理解的偏激化、道德化居然能让作者表达的这样的思考：“墨索里尼还经常拉小提琴，他原先的理想是做一个音乐家。不过我怀疑这样的政治恶棍是否真的理解伟大的、神圣的小提琴所演奏出来的音乐艺术。”对音乐的神圣化和拜物崇拜居然泛化到一种乐器上去了。别人不说，小提琴到了我的手上就马上不神圣、不伟大了，马上就会让周围人家纷纷来抗议白天鸡叫。同时，我又感到深深的恐惧。我害怕的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和整体论信念是怎样长江后浪推前浪，怎样为我们每一代人准备了生活上的导师和艺术上的检察官。杰克逊的音乐是热闹一些，《希特勒与艺术》的作者不喜欢也完全是一件与别人无关的事，可作者怎么就能证明现代人已经丧失了根基？灵魂都惶惶不可终日？作者可能不知道，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绝对困难的任务：怎么证明只能是莫扎特的圆号可以让现代人获救？不光困难，完成这种任务，还得要一颗“勇敢人的心”啊。就是勇敢、狂妄地为别人的精神生活规定形态，坚定地把自己的道德理想国强加于每一个大脑之内。
不知认为好音乐可以使人高尚的人有没有想过。这个任务由谁来完成：指定和选择一些好的，或者说高雅、向上、向善的音乐。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个任务本身就是人性中的法西斯倾向给每一代人、每一个人准备好的大陷阱，这是一个布满鲜花，香气扑鼻的大陷阱。对艺术和一切东西的绝对纯洁和崇高的要求恰恰是通向法西斯的一扇大门。要捍卫艺术的高雅纯洁，想为音乐区分等级、清理门户就开始朝走向老大哥、迎接《1984年》迈出了第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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