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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是迷人的，因为戈培尔博士用美的力量挑动了根植于内心的许多特质，这些特性是人性的重要部分。法西斯用选择迷人的强力人格、集体操练、大型检阅、领袖魅人的演讲、有力的理论和完美的表述把我们的许多本性挖掘了出来。使用了这些美的形式，它让许多人产生归属感，让许多人在单调压抑的现代社会感到又投入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从而觉得自己的生命又获得了自由和意义。人对于选择自我、思考存在的本质和自己的生存状态这些思想任务本来就十分懒惰，法西斯让人可以一次性地把自己交出去，从此只要元首的手挥向哪里自己就杀向哪里就可以了。在现代社会中，人常常会有失败感、挫折感，法西斯替我们找到一个“非我族类”的群体或者种族，好让我们一下子就升华了，一下子就感到高人一等，让我们把一切的失败、贫穷、渺小都归到一个种族或某一类人身上。每个人都有权力意志，法西斯为我们找到一部人，把他们划分出去，让我们可以任意地污辱他们、折磨他们、殴打他们、屠杀他们，这是多么令人放松、令人有快感的事！肆无忌惮，几乎是每个人都想达到的境界。法西斯告诉我们，你可以在一部分人身上实现它、体验它。法西斯甚至在情爱关系上制造了一种纯洁的信仰。它即压制了自己队伍内的这种腐败，也把其信徒对犹太人的性爱和情爱成功的阉割、遮蔽了。对这个问题，福柯说了一些很有道理的话。他把法西斯时期的权力欲与现在的爱欲横行做了比较，得出了一些有深刻之处的结论。“在权力与爱情之间，存在着一种十分基本的、正反辨证关系……权力有一种性爱的快感和刺激。纳粹主义现在为何变成了爱欲的终极象征？现在，每一种被颠覆的、劣质的性爱幻想，都被归属于纳粹主义。这引发了一个根本而且严肃的问题：你怎么会再去爱权力呢？没有人会再爱权力了。这种对权力被运作、加在别人身上的权力的情感上，爱欲性的执着、依恋和欲望，现在已经不存在。君主政体以及它的各种政治仪式是被创造来激发对权力的这种爱欲关系。庞大的斯大林国家机器，甚至希特勒的国家机器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被构筑起来。
在法西斯的整个文化思想生产线上，音乐只是其中的一部有力的发动机。但它是有快感的、集体性的、有激情的、高扬的，很多时候音乐本身就具有生理上的感动人的力量。我在纳粹的行为和纳粹的艺术中都看到音乐女神的完美演出。
在长达12年的纳粹德国时期，到处奏响的是瓦格纳的音乐，每逢纳粹党大会召开或群众集会上，都少不了演奏《众神的黄昏》片段。尤其是当希特勒检阅军队，举手行纳粹礼的时候。无数犹太人被驱逐出德国的家园，背井离乡，亡命国外，或被纳粹用火车车皮运往集中营，这时候的背景音乐多半就是瓦格纳的曲子。瓦格纳的音乐成了纳粹德国的音响符号，以至于二战已经结束半个多世纪了，以色列人还拒绝演奏瓦格纳的作品。对此，我的美学认识是：他的作品的激情状态可能与纳粹的状况更契合，也更为纳粹鼓动青年人所需要。他的歌剧中的歌词确实是直接与纳粹的大德意志国家主义相应相和。但是，这与他音乐并没有直接联系，否则我们就不会到今天还在世界各地演奏和欣赏他的乐曲。时至今日，连以色列的青年也觉得不演奏瓦格纳的音乐毕竟是一种文化上的损失。
纳粹时期有一个女性记录片大师，名字叫莱尼·瑞芬斯坦。她拍摄的记录片形式极其有力、几乎可以用完美来形容她的艺术作品，在大场面的把握上，至今没有一个导演可以声称超越了她。1934年，她受命拍摄纳粹的纽伦堡大阅兵。她用情节剧的摄影机角度来记录这场宏大的阅兵里的个人和整体，又用瓦格纳歌剧的手法来表现这场庞大阅兵的主角��希特勒成了人间之神。在这部毫无情节可言的杰作《意志的胜利》之中，瑞芬斯坦把“纯粹”和“秩序”当作主人公来塑造，她把希特勒的政治理想表达得不仅前程灿烂，而且显得无限动人。其中有一段极好地用音乐的魅力与她那完美的画面和剪辑技巧相互配合，使希特勒和纳粹的士兵显得十分神圣、庄严，整个仪式也因此更加真实、感人。这是在影片的第12段，内容是律特普德体育场对战死烈士的致敬仪式。仪式的主要人物是由希姆莱和褐衫队头子鲁兹陪同的希特勒。几千名参加仪式的士兵尽管列队整齐军容严整，在记录片中只不过是用做构图和线条的背景，他们的脸孔是看不见的，但我们从他们站立的姿势和队伍的纪律看出，他们是被对领袖的崇敬、和参与历史重要时刻的光荣感笼罩的。三个领导在士兵的簇拥下走向摆着花圈的阵亡将士纪念碑。此时，画面已经营造出哀悼的气氛。构图上，队伍向画面上方延续，堵满了画面，几个人舒缓而坚定的步伐与无声肃立着的几千人对比，强有力地传达了宏伟庄严的印象。这时，一首军歌响了起来。这是一首根据乌兰德在1809年9月5日所写的诗《好战友》谱写的德国军旅歌曲。这时，记录片的观众无法分辨声音是来自画内或是画外，瑞芬斯坦显然不要我们注意这个，她只要用最有效的方式把我们带入她的美学帝国的辉煌殿堂中去。因为此前画面中已经出现过仪式上有一只大型管乐队在演奏，这时歌声的飘然降临就十分自然。这时，引用这歌曲在美学上是贴切的、既符合气氛又在不知不觉中强化了场景，更有效地把我们导入到作者的思想认同道路上。当然，它的歌词和历史泛本文关系更提供了某些希特勒和瑞芬斯坦所需要的暗示。对战死者的记忆，提供了对历史重新做修正的借口，导演用看上去是从天而降的、无人称、无声源的歌曲给希特勒提供了与民族、历史合一的人格化身份 营造了一个既是历史继承人又是当下众望所归者的形象，并暗中把一种神圣感和任意书写的权力赋予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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