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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战略恐怖主义的出现已经使核恐怖均衡的条件不复存在。核恐怖均衡战略是以能够进行核报复为基础的，而报复的对象是另一个民族国家的人民。在这时，一国人民是另一国人民的核人质。然而战略恐怖主义者并不代表任何民族国家，他们的行为多是在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总有些庇护他们的国家，但一来他们隐藏在哪个国家并不确定，二来庇护国家的人民究竟与恐怖分子没有直接关系，为恐怖事件对他们进行报复就缺少道义基础。更何况，在极端情况下，恐怖分子在策划和准备阶段，可以隐藏在他们想打击的国家本身而不露出破绽。因此，面对战略恐怖主义、尤其是核恐怖主义，报复将失去目标，核恐怖均衡战略也就不攻自破。
第二，完全制止和准确打击战略恐怖主义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由于战略恐怖主义会对一国或国际社会造成系统性的破坏，若要防止战略恐怖主义的发生，就必须进行系统性的防范。如全面地增加安全检查，显著地限制移民和外国人入境，以及建立城市防空系统，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与直接费用相比，对自由权利的限制将不仅与政治理念冲突，更因干涉了经济权利而损害整个社会的效率。一个社会无法长期承受这样的成本。在另一方面，由于恐怖分子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若要准确打击并且不伤及无辜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使得对恐怖分子的打击处于两难境地：或者不能惩罚恐怖分子，或者不可避免地伤及无辜。前一种情况将使恐怖分子有恃无恐；后一种情况则会创造出新的恐怖分子。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仍然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战略恐怖主义可能会颠覆"武器先进者胜"的规则。这一规则支配了整个近现代史。按照这一规则，哪个民族国家拥有更先进的技术、并把这些技术应用于武器制造，哪个国家就能在战争中获胜，并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而"911事件"则说明，借用民用设施，采用低技术武器也可以造成战略性的破坏。这使恐怖分子有很宽的选择空间，并且能够不断"创新"。恐怖"创新"将使恐怖主义防不胜防。任何更准确、更具杀伤力和破坏力、使用者更为隐蔽的武器发展，不仅无法战胜这些恐怖分子，而且最终会为恐怖分子所用。因为无论技术多么先进，一旦武器被制造出来，就终究会扩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如果任何先进武器最终会对准武器发明人的话?quot;武器先进者胜"的规则就会被打破。
由于具有这几个基本特点，战略恐怖主义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较直接的，是增大了新帝国的成本。由新帝国的特点，它可能在国际冲突更少公正性，从而更可能会受到那些受新帝国压制的民族的仇恨；恐怖主义作为这些民族解决冲突的一种方式，更有可能将新帝国作为它的攻击目标。无论战略恐怖主义得手，还是严密的安全防范措施避免了战略恐怖主义，都将使新帝国受到削弱。在前一种情况中，由于丧失了安全感，新帝国的资产将会贬值，国外资产也会望而却步，外国资本的流入将会大幅减少；美国军事力量威信的下降，将影响美元的地位，使之大幅贬值；由于恐怖袭击更有可能发生在交通和通信领域，人们宁肯放弃较有效率、但更不安全的交易方式，这导致交易效率下降，进而影响生产效率。在后一种情况中，尽管美国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但这种保障的直接成本（如安全设施的开支）和间接成本（如限制自由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也会通过削弱美国的经济实力、间接地削弱它的军事实力。这两种结果都将打破前述新帝国的经济逻辑，即靠贸易逆差发行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同时通过外国向美国的投资将世界美元用作美国的帝国资源。因为一方面，外国将减少持有的美元，从而压低美元汇率，这又会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从而减少了世界货币的发行，即减少了美国的铸币税收入。另一方面，外国资本流入的减少同时就减少了美国可以支配的世界资源。这两个方面可能共同使贸易逆差和外国投资达到一个新的均衡；也有可能使新帝国出现恶性循环，即因为安全感丧失导致的铸币税收入的减少而被迫缩小了军费开支，又因为军费开支的缩小进一步降低了安全感。它也可能成为新帝国没落的先兆。 然而在另一方面，尽管战略恐怖主义削弱了新帝国，但由于它采取的仍是暴力方式，因而它不过是使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更为复杂一些罢了。由于世界上还存在着其它强国，新帝国如果可能衰落的话，又会出现两个或多个强国对恃的局面。这也不是一个稳定的局面。并且由于战略恐怖主义的存在，它不仅可能作为民族国家之外的新的暴力力量加入到战国中来，而且由恐怖主义的隐蔽性和突发性，战略恐怖主义可能会引起更多的冲突。当然只有在很小的范围内，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即提醒世界不要忘记较为弱小的民族群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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