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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论及法国革命的影响时认为；“法兰西革命已进入中国文化的血液。”并认为现代中国革命根本上是由法国大革命带动起来的。我对“五四运动”后中国摒弃西方种种现代化学说，偏偏选择了马克思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学说曾感困惑，而对历来的解释又不敢苟同，通过战争与文化研究发现，将接受主义美学某些原理稍作改造，便可作出令人较为满意的解释。接受主义美学认为：“文本”的意义是接受者赋予的，接受者知识结构的差异产生一种接受定势，这一定势将决定接受者只接受文本一种意义而排斥其它意义。马克思要求穷人以暴力推翻残酷压榨他们的统治者，正如毛泽东所简炼概括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句，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而传统儒家思想中，孟子曾大声疾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荀子亦主张用战争来“禁暴除乱”。可以说孟子、荀子的道理也有千条万句，归根结底也是一句话：统治者残酷压迫穷人，穷人造反有理，加上历史上数不清的造反实践，我们的传统决定了我们对西方的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情有独钟，我们千年文化结构中的暴力倾向早已决定了我们必然选择暴力革命，而排斥其它一切变革社会的途径。所以，与其说中国现代暴力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渗透到中国文化血液的结果，不如说是中国文化中古老的暴力革命传统因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而被重新激活，并以“现代版”再次问世。
通过战争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可以发现民主制度致命的弊端，给人类造成史无前例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发生在黑暗的中世纪，而是产生于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深入人心的时代，产生于民主主义制度走向全面胜利的时代，这使得包括汤因比（Arnold J.Toynbee）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大为困惑：民主的原动力是爱，它所产生的巨大活力不仅不能阻止战争，反而全部转化成战争热情？汤因比的困惑在于不了解人类尚未摆脱国家的羁绊，在国家的范围内，民主的仅仅是调动一切成员、形成一致对外力量的有效手段。由于历史的局限，民主所产生的“爱”在现实中成了“恨”的手段。所以富勒（J.F.C.Fuller）说出了那句惊世骇俗的话：“民主的原动力不是对他人的爱，而是狠。”这也许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民主主义时代爆发的根本原因，近代民主制度使人类战争恢复了原始野蛮时期的总体战状况。
历史学的使命在于总结过去，避免曾经有过的灾难，以便在未来的历史十字路口帮助人们作出明智的选择，从而把握人类自身的命运。战争与文化研究不仅为了更好地解释过去发生事件，同时还分担着历史学交付的部分使命。如果说军事学研究更多地是为将来的战争作准备，那么战争与文化研究除了具有军事学同样的功能外，还将义不容辞地、更多地考虑如何营造人类永久和平的问题。
诚然，如果我们不深入地研究战争，我们又怎能去赢得永久的和平？但是，一谈到战争与和平，所有的学者都持谨慎态度，富勒认为，战争就象大海的潮汐一样，有规律地起伏着。虽然这是一个天才的比喻，但细加品味却令人沮丧不已。在我看来，战争的可能性就象人和自己的影子，只要存在着人类，战争的可能性就存在。因为激发战争的诸多根源是绝对不会消失的。战争爆发是战争的可能性同战争现实性之间的阀门失控，和平则仅仅意味着战争阀门的暂时关闭，战争可能性暂时被压抑着，而非永久性消失。战争阀门是由各种规则与不规则、可测和不可测、可控与不可控的、不断变化着的各种社会因素临时杂凑而成的，因此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时代的战争阀门总是脆弱的。因此在我看来，康德（Kant，Immanuel von）所追求的“人类永久和平”很可能是一种海市蜃楼的幻觉。
西方学者现在把人类永久和平的希望完全压在“全球一体化”、建立“世界政府”的赌注上，仿佛康德那种“自由国家的联盟”的世界政府一旦降临，我们便可升入永久和平的天堂，这种观点只能反映他们历史知识的肤浅及对历史观察的浅薄，他们仅在西方有限的空间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并且以这种有限的历史经验作依据来规划世界的未来。只要认真研究一下东方文明史，便会发现“世界政府”曾在东方黄河流域的小范围里建立过，夏、商、周三代都历时400年以上，生活在三代太平盛世期间的人们，谁不认为已经进入永久和平的天堂？已经建立了永久和平的社会机制？然而哪一个朝代避免了内战？既然东方历史上的“世界政府”未能摆脱战争与和平的周期性循环，那么，我们有什么依据认为将来全球范围的世界政府管辖下的社会就一定不发生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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