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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战略思维的超前性。关乎一个历史阶段的战略指导，必然包含战略预见与战略预置。恩格斯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战略预见即战略思维的超前性，是思维着的军事科学的发展形式之一。超前思维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或然性、不清晰性和不确定性，但它在战争指导中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指导战争实践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都源于思维认识的能动性和超前性。超前性的战略思维，是战略思维中最难把握、又是最需要的。孙中山先生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曾作过独到而科学的预断，他说：“逆料将来的潮流，国际间大战是免不了的，……将来白人主张公理的，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人主张强权的和黄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有了这两种联合，便免不了一场大战，这便是世界将来战争之趋势。”毛泽东关于中国抗日战争三阶段和解放战争发展进程的准确预断，并据以确立的战略方针，更是创造了战争指导史上的范例。
战略思维如果缺乏超前性，就必然减弱其实践指导价值，而对未来战争和国际局势预言不准确，又是许多战略理论家逻辑推理史著的败笔。富勒将军1923年预料毒气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武器即是一例。战略预见也就是战略预断。它不完全等同于战略判断，战略判断是就当前战略形势所做出的现实结论；而战略预断，则是对未来某个时期推理认识的结论。战略预断的困惑在于难以准确判定若干必然性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以及这些因素将在何时何地通过何种偶然方式出现。正如摩根索说的，“对于那些试图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目前的迹象来判断未来的人来说，世界事务充满了意想不到的东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问世的书籍，难道有任何一本能帮助人们预料本世纪第八个十年中，国际政治到底会怎样?”一般意义的未来学理论在具体的战争指导问题上常常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其原因还在于，若是笼统的或模棱两可的预断，其适应性强但适用性差；若是具体的可操作性的预断则不可避免带有盖然性，弄不好容易发生误导。战略思维的超前性，要求战争指导者综合运用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例如情报判断属于抽象思维；作战决心图和作战计划要图以及作战态势图属于形象思维；反常例、出奇制胜属于灵感思维。战争中，参谋人员把在三维空间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情况，标绘在二维的地图上。战争指导者面对地图进行思考的时候，运用经验、知识和创造性思维，恢复到连续的三维和四维(加上时间维)的景象，在头脑中把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战争全过程的推演，并据以修正、完善指挥决心。作战决心也和科学发现一样，往往“并没有逻辑的通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上述这些便是战争指导者所具有的特殊的思维素质。只有具备超前性的战略思维，才能有超前的战略指导、战争准备和战略预置。许多战争的失利，都是没有做到这一点而造成的。战略思维是实践的思维，其超前性思考必须具有过程的连贯性和全面性，而不能回避或跳跃必须经过的阶段和必须考虑的要素，特别是对己方不利的情况。单凭想象和愿望去遥测未来，那样就会陷入主观一厢情愿的错误。
七、战略思维的对应性。战略思维本质是一种对策性思维，所有的战略转变也都是对策性的转变。战争是敌对双方的斗争。敌对双方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多种物质因素(力量)和精神因素(力量)展开在战场上，形成战争的运动、战场的态势、战况的发展和战争的结局。因此，战争的基本矛盾是敌对双方的斗争。战争运动的因果联系极为错综复杂，它是敌对两个方面双重的因果关系交互作甩的结果。战争的结局，既是某一方本身因果关系决定的，更是有敌方参加的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决定的。胜是如此，败也是如此。军事战略思维活动中，始终有一个不在场的对手从反面提出问题。对应性的要求，即拿破仑概括的：有一条最显而易见的战争原则，就是不要做敌人希望你做的事。军事战略必须依敌对方面的战略变化而变化。例如苏、日两国从1917年到1945年，在远东的军事对峙中，双方军事战略的互动演变达7次之多。战略思维的对应性又是对超前性的一种补充，即依据情况的不断变化而加以修正或改变原有的判断和决心。这是战略思维的一大特点。就某种意义说，战略思维的较量，是战争双方在决策层中进行的一种心智上的“三岔口”式的对抗。军事战略思维的正确与否，只有在敌对双方对抗的实践中才能得到最终的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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