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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过，没有力量的正义是无用的；没有正义的力量是暴虐的。在一个伟大的事业中，每个参加者都是天使；在一个残暴的事业中，每个参加者都是野兽。普鲁士——德意志号称“思想家的王国”，其思想文化就像普鲁士的黑白旗一样，有着双重性质。19世纪初，普鲁士遭到外族统治，几近灭亡，又在反拿破仑战争中遭到毁灭性的溃败，从而掀起了民族解放战争，终于在1813年的来比锡大会战中打败了拿破仑，争得了普鲁士进而是德意志的新生。与此相应的精神品质是守时、勤勉、忠诚、节俭、清廉等民主性、进步性因素。可以说，19世纪初的德国人还是热爱和平的，他们把生产变成诗歌，又把诗歌变成音乐。但到了19世纪后期，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被异化为“普鲁士精神”，即狂热地崇尚武力和军国主义。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德国的资产阶级是由容克贵族演变来的，而不像法国那样是通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形成的。普鲁士学派所鼓吹的“普鲁士精神”是权力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生活就是战争等观念的混合体。德国的许多哲学家、史学家、军事理论家，甚至个别音乐家(如查理·施特劳斯和瓦格纳)都曾为侵略扩张的战略文化出力。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发表后所建立的普德军事学派，也有两重性，前期曾为德国的民族解放和统一服务，后期便汇人到“普鲁士精神”中去了。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青年时期曾是法国大革命赞颂者。到了晚年，他却站在没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立场上，把普鲁士家长制国家当作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宣称，德意志人是世界精神的绝对权力的继承者，有权统治其他民族，今日的世界就是日耳曼人的世界，企图在向外扩张中实现他的绝对真理。可以说，黑格尔的上述思想是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理论的源头。普鲁士学派的精神祖师是政客兼教授达尔曼(1785—1860)，他极力主张学术必须为普鲁士的政治服务，他说：“我总认为，我们德意志人最需要的是武力，不是自由。”他的后继者、普鲁士侵略扩张时代战略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帝国议会议员、国家史官、大学教授特赖奇克(1834--1896)，此人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还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60年代后转为支持俾斯麦的强权政治，成为俾斯麦在历史文化领域的代表。他露骨地鼓吹“铁血道路”和军国主义，他说：“我们的时代是战争的时代，是铁和血的时代……如果强者压服了弱者，那只是一种无可非议的生存竞争的规律。”普鲁士扩张主义文化在当权者中的知音首先是俾斯麦，其次才是毛奇。1871年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大获全胜，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统一，接着德国便由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时代。德意志所要的是军队的国家而不是国家的军队。这就注定把欧洲变成一个大战场。马克斯·韦伯评论说，“俾斯麦留下的政治遗产，是一个没有受到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习惯于让自己头上的大政治家来替他处理方针政策问题”。从俾斯麦被免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威廉时代”，这一时期德意志论和地缘政治论的主要代表是尼采和豪斯霍菲尔。尼采鼓吹战争，并预言雅利安人种是统治欧洲的新种族，宣扬极端的种族主义。豪斯霍菲尔提出，日耳曼民族“有权不顾其他领土所有者的权利”，“谋求足够的生存空间”。这些观点后来被希特勒搬进《我的奋斗》一书，成为法西斯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根据之一。希特勒上台前，魏玛共和国的教育中，就充斥复仇主义、沙文主义、军国主义和宗教神学的说教。希特勒上台后，更是通过焚烧进步书籍，控制舆论与文化教育，把人民思想纳入法西斯轨道。德国近代的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固然有一定的学术贡献，但也有不少是混淆了爱国与侵略的界限，违背了学术道德，滥用学术，为侵略政策制造理论依据，成为法西斯战略文化的制造者，对青年一代进行思想误导。对此，他们是不能辞其咎的。克塞林说：在某种情况下，战败较战胜反而能形成更伟大的经验。1993年，在希特勒篡夺政权60周年之际，德国人在勃兰登堡门前用烛光组成“决不允许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的字样，就是证明。德国法西斯几乎葬送了德国的文明，法西斯的战败才使德国人民觉醒，挽救了德意志的文明，德国哲学传统中理性的一面则有助于它对法西斯战争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诚恳的认罪，从而得到了宽容，也保持了尊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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