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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草原及沙漠、半沙漠地区食物生产经济向畜牧经济的转化历时数千年，其过程亦比较复杂，认为从邻近农民手中借来牲畜的猎人是欧亚草原第一批游牧民的观点是不成立的。时至青铜时代(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叶和公元前第二千纪)存在几种变体的食物生产经济最终成为遍布欧亚草原的主导产业。公元前第五、第四千纪，东欧南部居民已经掌握了牛、小牲畜甚至马匹的驯养；至公元前第四至第三千纪之交欧洲草原某些地区(特别是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已经出现畜牧业超过农业的迹象。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动物骨骼分析，这一时期欧亚草原的畜种构成及其比例关系未见明显变化，而以长期定居的遗址最为常见。虽然南俄草原马匹的使用不会晚于公元前第四千纪，但是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公元前第四千纪的人群已经掌握骑马术。很难设想当时人们徒步畜牧这些刚被驯化的马匹，因此没有证据说明公元前第三甚至前第二千纪的畜牧者是真正的游牧民。一般认为马匹最初是作为挽畜而被捕获的，其后才成为骑乘动物。不过有些学者认为是一个相反的过程。但是骑乘术即使在公元前第四、第三千纪乃至更晚出现也并未得到发展，因为根本没有发现哪怕是最原始形态的马具，这时的骑马是偶而为之。第一位真正意义上骑马者的出现应该是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公元前第二千纪的“草原青铜文化”均属于畜牧一农业甚至农业一畜牧混合经济，绝非游牧经济。青铜时代甚至铜石并用时代的草原居民已经开发了河谷，并且扩散至草原深处(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流域有距离河谷15—90公里远的墓地，墓主包括妇女和儿童)。公元前第三千纪的气候较后来更为湿润，有可能一些家庭甚至群体已经脱离定居相当一段时间。鉴于动物牵引的轮制车辆不晚于公元前第三千纪从西亚传人东欧，因此畜牧者开发草原的时间可能更早一些。公元前第三、第二千纪草原畜牧者的生活方式可以设想为一一流动性的放牧羊群，有可能徒步或者在牛马牵引的车辆上，甚至骑马放牧少量大牲畜．不同地区的畜牧经营方式不同，其中最具流动性的人群显然属于牧人畜牧业，有些地区则是半游牧畜牧业，更甚至存在完全脱离农业的人群。不过他们后世的游牧人有所不同，属于复杂的畜牧一农耕经济社会的组成部分。欧亚草原青铜时代畜牧者的相对流动性促进了迁移，有证据说明在公元前第四、第三、第二千纪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公元前第二千纪出现在西亚、伊朗、印度的印欧语族居民可以确定为源出南俄草原的畜牧者。人口压力、草场耗竭、农耕文化或文明中心的吸引力则是迁移的动因。但是公元前第三、第二千纪这些仍然从事农耕的畜牧者的迁移与后世山地游牧者不同，其迁移速度缓慢而渐次，新土地适于农业的吸引力丝毫不逊于新兴的畜牧业。畜种构成、长期游动实践、畜牧业的普遍化、乳制品业、动物牵引的轮制车辆、骑乘技术是游牧业出现的必须技术前题，这些因素不晚于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出现在欧洲和哈萨克草原，但是在草原青铜文化中观察不到转化迹象。公元前第二千纪和前第一千纪之际(特别是前第一千纪开始阶段)出现了值得注意的间断，其前阶段的定居生活停止了，出现了明确存在骑乘术和游牧迹象的考古学文化，古代文献开始将草原居民称为“牛奶的饮用者”或“母马的挤奶者”，稍后出现了“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斯基泰人”(Scythians)、“塞种”(Sakas)等专称。这一复合系统约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出现，至少有500年的模糊期。其动因与气候变化、经济变化和当地政治形势变化有关。公元前第二千纪的最干旱气候是畜牧者放弃农业成为真正游牧民的最终刺激因素。而且这一转化与在黑海北岸、中亚及这两个地区边缘地带定居国家的出现同时，游牧民与农业国家存在大量经济、社会和政治联系，农业国家提供的各种便利有助于他们完成游牧专业化。这种转化在欧亚草原东部和内陆的发生不会晚许久。Lattimore认为公元前第一千纪前半叶中国北部和西部的戎狄是兼营农业的畜牧者(1967)，马匹作为骑乘动物和真正游牧民在中国边境的出现晚至公元前第三、第四世纪(Lattimorel967、 Watsson1972)，这些亚洲内陆的游牧民的先祖在中国边疆最初从事混合经济，随着中原居民的农耕扩张，他们被驱逐至草原成为游牧民(Lattimore1967)。但是许多苏联汉学家认为公元前七世纪的狄人部落属于斯基泰人，是伊朗语族的游牧民。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材料证明公元前第一千纪来自哈萨克斯坦、中亚、可能还有阿尔泰地区的畜牧者扩散至蒙古。
当前西方学者在游牧起源问题研究上的几个取向值得重视。
第一，对于现代游牧社会的研究与游牧业起源研究密切相关。西方学者对现代游牧社会生态环境、经济基础、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研究深刻地把握了游牧业的实质，对研究游牧业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近年来关于游牧起源研究的进展亦得益于1970年代以来对于世界各地现代游牧社会研究的深入。
第二，认为各地游牧业的起源存在不同背景。Thom- as J．Barfield按照自然地理和经济文化类型将现今世界上的游牧区域划分为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撒哈拉沙漠北部和阿拉伯沙漠、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和伊朗高原至中亚山区一线、从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山区高原、亚洲北部高纬地区和南美安弟斯高地等几块，不同地区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均有差异，政治组织和社会形态亦有不同，现今差异暗示着游牧业发生背景的复杂。Khazanov结合起源背景，将游牧社会划分为欧亚草原类型、中东类型、近东类型、东非类型、欧亚北部类型和亚洲内陆高原类型，各类型的发生均有自的具体背景，包括等气候干旱、气温下降、人口压力、农业扩张、沟渠灌溉、都市发展、聚落扩展、工艺专门化、贸易联系、政治压力、牲畜增加、草场枯竭、迁徙等方面。
第三，Khazanov将游牧业的发生归纳为两种途径。他认为欧亚草原类型、近东类型、欧亚北部类型首先是对自然条件适应的结果，就整体而言，在向游牧的转化方面基本是独立形成的，但是并不排斥借用驯养动物和技能。而中东类型和亚洲内陆高原类型的游牧业起源则是以传播扩散为特征的另一条道路。由若干相互衔接的阶段组成：游牧民先是出现在另外地域的某处地域中心，然后依仗军事优势等背景向适宜的环境带传播，并且逐渐适应新环境，最终占据新环境带。但是这两种游牧业起源的道路有相通之处，前者亦是首先发生于某个畜牧中心，然后在当地环境带传播，后者适应新环境带的进程也可能同时是游牧专门化的适应过程。东非游牧类型的形成过程也可能属于后者。
第四，认为游牧业的起源是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适应的结果。Lattimore在讨论中国北方游牧族群的起源时强调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Khazanov则以为游牧业的发生首先是对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同时承认适宜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利于游牧业的发生。
第五，认为游牧业的发生需要根据相关的经济技术前题、特定动因刺激和社会政治背景几个方面综合考虑。对农耕和定居生活的不适应、适应新环境的畜种及其比例关系、长期游动实践、畜牧业的普遍化、乳制品业、牲畜牵引的轮制车辆、骑乘技术等是游牧业出现的必须技术前题。而游牧业的最终形成则需要特定动因刺激，在大多数事例中均与气候变化有关。同时需要结合社会、政治、文化等背景因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外部农业社会对游牧社会的压力、影响以及相互间的联系和交流。
第六，认为各地游牧业的发生均出自混合经济，绝大多数地区是出自农业一畜牧或畜牧一农业经济．欧亚北部游牧类型则是源自渔猎一畜牧经济。他们认为一切含有相当畜牧成分的混合经济均存在向游牧转化的潜能和趋向，在特定环境下匣有可能发生经济形态的转型；而大多数畜牧社会都是游牧生活，当然流动程度因群体、年份和游牧专业化程度的差别而有异。
第七，新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各地游牧业的起源普遍较传统观点为晚，甚至晚得多。例如近东游牧类型的发生最初有早至公元前第七千纪的新石器时代的意见，后来始自青铜时代(公元前第二、第三、甚至第四千纪元)的观点比较流行，新近的研究则晚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甚至公元以后；欧亚北部游牧类型的形成更是18、19世纪之交的事情。除去新材料的增加和对原有材料的不同阐释等原因以外，造成这种情况还与对概念的理解不同有关，例如，对某种牲畜的驯化和专业化饲养的不同理解，对某一游牧类型发生和基本特征最终形成的不同理解。更关键的是对“真正的游牧民”、“纯粹游牧”、“半游牧”等概念的不同理解，民族志材料表明“纯而又纯”的游牧社会几乎是不存在的，概念上的歧义直接影响到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游牧业的发生或游牧类型的形成问题，造成年代学上的巨大差异。更极端的例子是，F．Plog和D．G．Bates甚至将北美密西西比河以西大平原上骑在马背上以狩猎野牛为生的印第安部落的经济生活称为畜牧业[24]。
第八，在具体研究方法上特别注意对游牧族群的畜种构成情况的分析。Thomas J．Barfield指出各个游牧区域均有自己的主导性牲畜，成为主导性牲畜需要满足四个条件：该种牲畜必须适应当地自然条件以便于大量畜牧；必须是基层游牧组织畜群中的组成部分；其饲养必须优先于其他牲畜；该种牲畜必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游牧民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他认为撒哈拉沙漠以南至东非热带草原的主导性牲畜是牛，撒哈拉沙漠北部和阿拉伯沙漠是骆驼，地中海沿岸至中亚山区一线是羊，欧亚大陆草原是马，西藏高原是牦牛，亚洲北部高纬地区是驯鹿，南美安弟斯高地是美洲骆驼。他将游牧族群的牲畜依用途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用以消费或贸易的生产性牲畜，包括绵羊、山羊和牛；第二类是运输性牲畜，包括马、驴、牦牛和骆驼；第三类是警戒性动物犬[25]。 Khazanov认为复合畜种(牲畜饲养种类多样化)的游牧社会具有强大的生产力、转化力和扩展力，单一畜种(驯鹿、牦牛和美洲骆驼)的游牧社会则具有地域限制。另外西方学者还对各种牲畜的习性、生理结构、畜产品等方面进行细致研究。Marvin Harris指出牛、绵羊、山羊的野生种曾经生活在阳光充沛的半干旱草原，适应炎热气候；而且牛、绵羊、山羊是反刍动物，可以消化含有高纤维素的植物，喜食草、麦秸、干草、灌木、树叶等，因此适宜游牧饲养。而猪则是杂食动物，没有反刍结构，虽然在哺乳动物中将植物转化为肉类的效率最高，但是与人类争食；并且猪的身体调温系统极不适应炎热、日晒环境，因此早期猪种更喜爱有着充足阴凉和水淖的森林环境，绝不适于游牧饲养[26]。基于对游牧社会畜种构成情况的这种深刻理解，在根据骨骼材料对游牧业起源进行解释时便可以切中关键点，如特别注意对马匹、骆驼骑乘技术出现的考古学研究。
西方现代文化人类学理沦对游牧社会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游牧业起源研究的新近认识中可以看出“新进化沦”的启发。“新进化论”代表人物L·A· White提出“能量学说”，他认为文化是人类为了在自然界生存下去而需要采用的适应机制，即一方面从自然界获取能源，一方面利用能源有助于社会集团的继续存在和向前发展；他将文化划分为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其中技术系统起到主导和制约作用。J·H· Steward始创“文化生态学”，提出“文化一适应机制”，着重考察分析三个内容：开发技术或生产技术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利用特定技术开发特定地区的行为方式，确定此种行为方式影响文化其他方面的程度[27]。西方学者关于游牧业起源的新近认识实际上基本是围绕“文化整体观点”、“适应理沦”和“技术分析”而展开，简单地说，就是从技术分析的角度考察游牧社会内部诸子系统之间、游牧社会与其依存的自然环境之间以及游牧社会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相互适应情况。
西方学者对于游牧业起源研究的成果和价值取向对于探讨中国游牧业的起源问题颇具启示意义。曾经一段时期中国学者的视野局限在境内，希望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在中国境内解决中国游牧业的发生问题。同时由于受到《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西羌传》的影响，中国学者往往将先秦时期的戎狄视为游牧族群，以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很早以来便为游牧族群所占据。在经典作家的著述中，游牧经济的出现是原始居民经济生活形态发生重大变革的标志之一[28]。长期以来中国学者认为恩格斯表述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指农业和游牧业的分离，但是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南的新石器遗址中似乎观察不到游牧部落从农业部落中分离的显著迹象[29]，而认为先秦戎狄从事畜牧一农业混合经济的意见[30]亦逐渐引起重视。近年来，中国台湾学者王明柯和大陆学者杨建华、林沄、乌恩等先生的相关文章[31]应该说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与西方学者近年来将欧亚草原游牧业的起源向后推移许多相似，他们都认为中国游牧业的起源年代较之既有认识要晚近些，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因素的出现或者向游牧专业化的转型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王明柯先生认为春秋晚期鄂尔多斯地区部分从事混合经济的人群完成向游牧专业化的转向，其前有可能向阿尔泰地区的游牧民学习了游牧观念和技术，至战国时期形成游牧洪流。乌恩先生认为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形成是在春秋中期偏早，而且有可能是在中国境内独立产生的，甚至在整个欧亚草原也是游牧业发生的最早中心之一。林沄先生认为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最终形成是在战国中期，与游牧的北亚蒙古人种的大批南下有关。较早时期Lattimore的意见也较有影响，他认为公元前第一千纪前半叶统治中国北方和西北的戎狄兼营农业；中国北部边界马匹作为骑乘动物的出现和游牧民的出现是公元前4至前3世纪的事情；中国北方边疆的游牧民是随着中原势力的扩张被驱逐到草原地区的戎狄的后代，他们在草原上由狩猎一农业混合经济转向为游牧经济。当前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将中国游牧业起源的问题放在欧亚草原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研究，并且注意借鉴西方学者在游牧业起源研究上的成果和理论方法。通观西方学者对游牧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我以为在探讨中国游牧业的起源问题时需要注意几点：1．考虑各种发生途径。作为欧亚草原、沙漠半沙漠的组成部分，北方长城地带游牧业的起源存在受到境外影响和冲击的可能性，包括技术因素传播和移民。同时，夏至战国时期北方长城地带大致可以划分为以甘青为主的西段、以河套陕北晋北化为主的中段和以燕山南北为主的东段，各自又可以划分山若干小区；各区块的考古学文化、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尽相同，因此亦存在各区块的游牧业起源各有不同背景的可能性。2．结合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尤其不可忽略对农业因素、定居社区和中原文化在北方长城地带进退消长及其影响的分析。3．注意游牧业起源技术前题的：号古学分析，着重分析遗存中有关畜种构成、长期游动实践、畜牧业普遍化、乳制品及其他畜产品、动物牵引的轮制车辆、骑乘技术等方面的信息。4．明确游牧性质遗存的判定标准，关于此点笔者另有专文可参阅[32]。5．北方地区的早期岩画对分析畜种构成很有帮助，在研究游牧业起源问题上是很有意义的线索。6．加强对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自然环境的研究。7．提倡考古学者参与对中国现代游牧族群的民族学调查，以全面深入地把握北方游牧社会的特质。8．借鉴西方社会人类学对游牧社会的研究成果，在把握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特质的基础上，以新视角对历史文献再阅读，当有新理解和新启示。
说明：诸如“(Khazanovl983)”、“Oliver认为牲畜增加……(1961)”这样的行文仅是为了方便阅读者了解相关研究者及其观点的发表时间，目的在于以简洁方式提供较多信息量，不表示注释，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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