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和徽州热爱伎艺的风气有一定关系。《休宁碎事》曾记载：万历二十七年，休宁迎春演出的台戏就有109座。又据清代采蘅子《虫鸣漫录》一条史料，也能说明这一问题：金陵上河，是徽州木商的聚居地。每年灯会，他们的仪仗器物，皆剪纸为之，五色粘合，备极灿烂，雕镂纤巧，殆类神工。空其中，可燃烛，人物灯式，宛肖真者，伞灯尤奇，还有穿茉莉结成的，超出想象。徽商制灯的耗费，就不下4000两银子!正是徽商这样的热衷于娱乐活动的素质，触发了“一文钱”故事中那位徽商制作玩具出卖的灵感。

    诸多原因中最为主要的当归结为徽州的教育。仅《康熙徽州府志》统计，当时的“社学”就达562所。《光绪婺源乡土志》这样记载：

婺人喜读书，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向科举未停，应童子试者，常至千数百人。

    徽州的教育是相当雄厚的，是从基层，从娃娃抓起的。

    可是明代徽州却有句“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的谚语，即按徽俗，如清代《豆棚闲话》小说所写：“人到十六就要出门做生意。”

    但这时外出的男童，已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了。《光绪婺源县志》所说的奉父命服贾的董邦直，“奔走之余，仍理旧业，出必携书盈箧”。在徽人看来，经商和学习是互补的，是相辅相成的。汪道昆《太函集》明确指出：“诎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赢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

    这种“儒贾”、“贾儒”的模式，对徽商的事业是大有裨益的。汪道昆举嘉靖曹演的例子：曹因家贫“舍儒而贾”，起初仅是资微本薄的“下贾”，由于曹善于在经商中用“心计”，只五年就达到了“中贾”，十年就成为“上贾”了。

    《丰南志》记万历时，在两淮经营盐业的徽商吴承先，有空就翻阅史书，与人纵论社会兴衰，即使硕学大儒也认为不如他。吴承先因此获得了群商的信任，商人的经营活动都来依靠他策划。吴承先也确实能“权货物之轻重，揣四方之缓急，察天时之消长，而又知人善任，故受指而出贾者利必倍”。当然这种能力并非天生，而是他抱定了“贾儒”的宗旨，重视学习的结果。

    这两个事例，使人领悟到：是教育给徽商打下了成功的根基。

    许朝恩正是综合了以上徽商所拥有的文化品格，浓缩成了“一文钱”的故事，它不乏传奇色彩，但它的确是徽商发展历史中的一个较为真实的写照——那就是徽商在商业经济活动中，尽管一时衰败，但凭其优越的文化素质，也能在破落中找到希望，一点一滴做起，注意小本的积累，转败为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