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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同《诗经》一样，是我国文学两大源泉之一。历代文人学者几乎没有不读《楚辞》，没有不受屈作楚辞影响的。他们追慕屈原，摹拟屈作楚辞，宋玉、景差开其端绪，入西汉而形成热潮。汉代摹拟屈作楚辞的作品甚多，王逸《楚辞章句》所见11篇，如郑振铎先生所言，“不过百中取一而已”。汉代以后仿屈作者较多，唐代柳宗元“为骚文（楚辞）数十篇”（《旧唐书·韩愈等传》）；清初王夫之还将自己的仿屈作《九昭》收入其所撰《楚辞通释》一书中，尤为典型。屈作楚辞真可谓“其衣被辞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至于“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吸引中国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研究楚辞，是屈作楚辞的一种深远影响。对楚辞的整理研究当始于宋玉，在汉代、宋代、明清以及20世纪，都分别形成研究热潮。20世纪的楚辞研究不仅专著多，单篇论文更多；涉及多种学科，影响更加广泛。此外，楚辞对其他诗文、戏曲等等也影响至深。
《楚辞》在汉文化圈内影响也很深广，它在唐代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此外，还被译为多种外语版本流传欧美及俄罗斯诸国。
楚赋与楚辞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文体。楚赋虽“拓宇于楚辞”（《文心雕龙·诠赋》），但它是在与楚辞完全不同的创作环境中形成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本来“好辞”，但因在襄王身边奉命而作，受宫廷御用性质所决定，结果不是以楚辞见长，“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故司马迁将“辞”与“赋”明确区分开来。但后世学者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导致了对楚赋的忽略。
楚赋是一种问答对话的方式，铺陈其事，极声貌以穷文，韵散结合的文体。屈原的《卜居》、《渔父》发其端，宋玉的《风赋》、《钓赋》，始标赋名，“与诗划境”（《文心雕龙·诠赋》），而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是赋的成熟之作，其写法开汉赋名篇《子虚》、《上林》诸赋的先河，对汉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宋玉的楚赋诸篇及其楚辞佳作《九辨》，借助《楚辞》、《文选》、《古文苑》，得以广泛流传，影响后世。李白“屈宋长逝，无堪与言”、杜甫“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的诗句，分别表达了一些文人对屈原、宋玉的仰慕。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喜爱。总之，屈宋辞赋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文化韵味，感染国人，影响世界。
楚人的巫、道与中国的哲学和宗教
楚人的巫、道，是指先秦楚国的巫文化和道家学说。巫以楚为盛，道家学说是楚文化的特色内容，已为共识。这二者在中国哲学和宗教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楚人的巫文化可上溯到远古时代的楚先祝融。祝融为帝喾高辛的“火正”，主“司天”，因功显名，故后世楚君多具有巫文化的传统。熊绎、平王、怀王等，是“巫祝之道”的比较突出的信奉者，而著名的巫学大师则是被称为“国宝”的楚臣观射父。
就其内涵而言，楚国的巫文化包括多神崇拜、各种巫术、飞升成仙等等内容。它不仅渗透到楚国文学艺术等诸多层面，而且对后世宗教信仰影响深刻。如：先秦时代，唯有楚人以东皇太一为至上神。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太一出行图》，太一在诸神中处于主神地位；汉武帝重祭祀亦以太一神为至上神，显然继承了先秦楚人奉太一为至上神的传统。神仙观念是道教的基本观念，得道成仙是道教的终极追求。先秦时代的神仙观有两大系统，燕齐方士刻意于海上求取仙药，楚地则重在借助灵物飞升成仙。楚地这种神仙观及其各种巫术，都是后世道教神仙观和道教法术的重要来源。
道家学说，渊源于晚商时代的楚君鬻熊，而代表成熟的道家哲学思想的则是春秋晚期的老子和文子。文子是老子的学生，楚平王的大臣，他的思想对楚国朝政产生过影响。入战国中期以后，道家分化为两大派系：即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老庄学派以庄子为代表，黄老学派，主要有冠子、环渊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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