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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总问题和基本问题。但是核心概念“综合”及其相关概念“分析”有着多种含义，这种歧义已经妨碍了人们对“先天综合判断”做出正确的理解。长期以来，受到康德自己在《纯粹理性批评》“导论”中明确定义的影响，人们只是在一种逻辑学意义上来理解综合判断中的综合概念，这使得康德在“概念分析”论中关于综合判断的新思考被忽略了。不仅如此，从康德在世之日直到今天，他的分析和综合的区分就不断地饱受各种诘难和怀疑，尤其以来自于分析哲学的挑战为甚。[1]为了维护康德哲学，首先就必须把康德综合和分析概念的各种含义区分开来。在继承前人工作的基础上，[2]我首先区分逻辑学上的、认识论上的、方法上的三种不同的分析和综合概念，而对应于《纯粹理性批判》先验演绎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区分，我把想像力的综合与知性的综合区分开来，最后，我指出在知性的综合中存在着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综合概念。综合理论全面回答了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
一、逻辑学的分析和综合
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导言”中，康德明确定义和区别了逻辑学意义上的分析和综合概念，他说：“在一切判断中，考虑到其中主词和谓词的关系（如果我只考虑肯定判断，因为随后应用于否定判断很容易），有两种可能的关系样式。要么谓词B属于主词A ，它（以隐含的方式）被包含在A 这个概念里；要么B处在概念A之外，尽管它与A处在连接中。在第一种情况下我称判断为分析的，在第二种情况下我称判断为综合的。”（A10/B6）[3]康德实际上在这里假定了两个有争议的前提：①一切判断都是以主谓判断为基础的，或者可以转化为主谓判断。②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在逻辑上是排中的。如果一个判断不是分析的，那么它就是综合的，不存在着第三种情况。
分析和综合概念的区分正是以主谓词之间的包含和非包含关系为基础的。因此在逻辑上不可避免的结论是：③分析判断要优先于综合判断。因为分析地知道主词A中所包含的东西，正是判断主词为A的判断是否是综合判断的充要条件。既然分析判断的主词“包含”着于谓词，那么如何理解这里的“包含”概念呢？康德接着说，在分析判断中，谓词决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主词概念的一个部分，在主词概念中已经 “模糊地”“被想到”的。但仍然不清楚的是，什么是在分析判断主词中“实际上所想到”的，而所谓“清楚的”或“模糊的”这些具有心理学意味的词汇是没有帮助的。
不应夸大“实际上所想到”所具有的心理学含义，因为康德曾在另外一处给了这个说法一个严格的逻辑意义，在谈到关于三角形的分析命题时，他指出在三角形中“实际上想到的”只不过是“纯粹的定义” (A718/B746)。但是疑问也随之产生，如果分析判断最终取决于定义，而定义对概念内涵的确定常常是偶然的和任意的，它往往受制于种种理论和经验前提，由此形成的分析判断不仅是任意的，而且只要我们愿意，任何一个综合判断都可以转变为一个分析判断，反之亦然。例如：当康德认为“广延”和“不可入性”构成了“物体”这个概念的“逻辑本质”并称它们所形成的判断为分析的，为什么就不能通过定义将“重量” 或“可分性”归于物体概念的“逻辑本质”，并将得出“一切物体都是有重量的”或“一切物体都是可分的”这样为康德所拒绝认可的分析判断呢？相对于康德的几何学先天综合判断，人们不是常常争论说，欧氏几何和非欧几何正是分析地从不同的公理系统中产生的吗？由此出发，一个危险的理论后果因此无法避免：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之间的确定不变的界限无法维持下去。
只要综合判断预设着分析判断的形式化的判定标准，并以之为前提，综合判断最终也只是形式的。它和分析判断的区别就只是不同概念关系形式的区别，从而无法在本质上和分析判断区分开来。其实早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康德本人就完全认识到了这里的困难，对于分析和综合判断的区分，他曾自我置疑：“如果人们具有了对于主词和谓词概念所只不过都是其部分的那个整体概念，那么综合判断就会转变为分析判断。问题是在这里有多大的任意性。”[4]如果承认了综合判断可以任意转换为分析判断,那么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研究的先天综合判断的问题就没有任何意义，一切先验逻辑的认识问题都可以转换为普遍逻辑问题而得以形式的分析。
要想维持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普遍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基本界限，就得表明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之间有一种本质而非形式的区别。同样，这种工作早在六十年代就开始了。大量资料证明，在早期思想发展的各个时期，康德一直坚持认为，分析判断中主词和谓词的关系是“逻辑的”或“逻辑形式上的”，“不足以认识具体对象”，而这只有综合判断才能办到，综合判断中主谓词的关系是“实在的”、“形而上学的”，对于它必须有“直观中的对象”被给予。[5]不过批判时期成熟而系统的阐述则表达在1789年写给莱因霍尔德的两封信中，它明显继承了从近三十年前开始的这些想法。
面临对手埃伯哈德混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做法，康德在信中特别清楚地说明了两种判断之间的本质区别，他不认为，和分析判断相似，综合判断中的主词和谓词是一种纯形式的关系。根据充足理由律，如果把判断中主词和谓词的关系看作为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并因此认为无论综合判断和分析判断一样，都服从于充足理由律，人们是在犯错误。“所有这些开始的迷误和后来制造的幻象，都建立在一种误解之上，即把原因和结果的逻辑关系与实在关系混为一谈了。”[6]从综合判断的主词中推导出谓词，与分析判断是完全不一样的，后者的主词和谓词之间是一种“逻辑关系”，而综合判断的主词和谓词之间是“实在关系”。主词和谓词的关系“要么是纯粹逻辑地（存在于表象方式之中），要么是实在地存在于客体之中。”[7]
“实在”在这里表明概念关系是有直观内容的。而承认综合判断本质上陈述的是一种实在关系，就杜绝了一切简单地通过定义把综合判断转变为分析判断的企图，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区分通过实在的综合判断概念到了挽救。“一切物体都是有重量的”或“一切物体都是可分的”这样的判断是综合判断，我决不能通过改变原有物体概念的定义，而使新的物体概念包含“重量”或“可分性”，以求使得上述判断变成分析的。旧物体概念中的“广延”和“不可入”等本质和“重量”、“可分性”等偶性形成一个新物体概念，这本质上是一个实在的综合，而不是形式上的定义综合；因为即使通过定义我把它们在形式上强制性地捏合在一起，并构成一个分析判断，那么综合的问题只是被隐藏了起来而已，因为这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定义，事情的本质在这里没有任何改变，我们仍须追问潜在的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基本问题。[8]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言”中，综合概念主要是逻辑学意义上的，这的确出自康德将综合判断在形式上与分析判断的不当比附。不过当康德提出了 “第三者”理论，并给予它“连结”综合判断中主谓词的功能时，他看来已经开始克服综合判断对分析判断过于依赖的现象。他是在为综合判断单独提出一种新标准，而这种独立的新标准完全支持综合概念从形式向内容，从逻辑意义向实在意义的改变。康德承认，与分析判断不同，“在综合判断中，我在主词概念之外还必须拥有某种它物（X），知性以它为基础，去认识那虽然不在主词中但却属于它的谓词”(A8）。这里的X就是第三者，它是连结主词和谓词的中介。没有这种第三者，即使连结综合判断中的主谓词，它们之间的关系仍是空洞的概念关系。
什么是这种非逻辑的第三者呢？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承认，对于一切后天的综合判断而言，这种第三者是“经验”，或者更确切的说是经验的直观。例如，正是由于经验的直观的原因，我才会把物体和重量综合地连结在一起。不过在什么是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问题上，康德没有明言。但是，直观无概念则盲，概念无直观则空；只有直观和概念的结合才能产生先天综合判断，两者缺一不可，先天综合判断也不能例外。在上述信中，康德宣称，先天综合判断的原则在于“理论认识的一切综合判断都只有通过给定概念和直观的联系才是可能的。如果综合判断是经验判断，就必须有经验的直观作为基础；如果综合判断是先天的，就必须有纯粹直观作为基础。”[9]普遍必然的纯粹直观，也即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知识的基本要素，也是先天综合判断的基础。直观是一切综合判断主谓词概念的第三者，是它们之间实在关系的保证。因为直观和概念的实在结合产生理论认识的先天综合判断，这种结合所产生的直观和概念的可能综合也就是我所声称的认识论的综合。认识论的综合不再局限在判断的外在逻辑形式，它考察的是判断的认识起源；它不是静态的，它是发生学意义上的考察。[10]
二、认识论的综合和分析
在先验逻辑的形而上学演绎中，康德不仅重新解释了他的认识论上的综合概念，也重新解释了他的分析概念。关于综合，他说：“一般说来，我所理解的综合就是将不同的表象相互添加在一起，并将它们杂多性的在一个认识中加以把握的行动。”（A77/B103）在另一处他声称“不过我们我们思维的自发性要求的是先将这些杂多加以贯穿、总揽、和联结，以便产生知识。这一行动我命名为综合。”（A77/B102）康德不再把综合看作为一种现成的判断形式，而是把综合看作为产生先天综合判断的“行动”，并由此追溯到这种现成判断的认识起源。综合的对象是直观中被给予的感性杂多或者纯粹杂多，后者表明综合是纯粹的，而前者表明综合是经验的。综合因此是感性直观中就发生了的行动，但是先验感性论中，它还不是考虑的主题，只是到了先验逻辑中，它才进入考察的视野并成为考察的对象。
人类的经验知识包括两个要素，直观和概念。通过前者，一个作为杂多的对象被给予；通过后者，一个对象被思考。直观是感性的，而感性是接受性；知性通过概念思考，它是自发性。要从直观和概念的结合中产生知识，就必须对直观中给予的杂多有一种联结，概念则是这种联结的规则。如果感性杂多的联结通过联想或经验概念所提供的规则而进行，那么这种联结是偶然的，不具有任何普遍性和必然性。这不仅对他人没有有效性，而且对于我来说也是不可理解的，甚至还不如一梦。因此如果存在着普遍必然的联结，那感性是不可能提供给我们这些普遍必然规则的，只有纯粹自发性的知性才有可能。感性杂多的联结只能通过纯粹概念，也就是范畴所提供的规则进行。范畴是综合行动的规则，也是对综合那个统一性。
在这里，我要继续区分两种认识论上的综合概念，狭义的综合或广义的综合。正如上面提到的，综合联结的是杂多，而这种联结又是根据范畴的统一性进行的。因此广义的综合行动应至少有三个要素：杂多、联结杂多的综合行动、综合的统一。康德用综合这个名称来称呼联结，“但联结概念除了杂多概念和杂多的综合概念之外，还附带有杂多的统一这个概念”（B130-131）。杂多和杂多统一的根据严格说来都不在狭义的综合自身，不是它产生出来的，但它们是综合的条件，前者通过纯粹直观形式被给予，而后者来自于知性。至于狭义上的综合则指专指联结行动自身，它是“想像力的结果，即灵魂的一种盲目的，但却是不可少的机能的结果”（A78/B103）。它也被称为“想像力的综合”。
分析概念也摆脱了“导论”中逻辑分析的影响，同样是在范畴的形而上学演绎中，通过对经验概念起源的描叙，康德不引人注目地提出他的新分析概念。他说：“正如已经多次讲过的，普遍逻辑抽象掉知识的一切内容，而指望从另外的地方，无论是什么地方，有表象被给予它，以首先把表象转变为概念，而这正是以分析的方式进行的。”（A76/B102）他还说：“各种不同的表象是通过分析被带到一个概念之下的（这是普遍逻辑处理的事务）。”（A78/B104）通过这两句话康德表明：分析概念是用来说明从表象到（经验的）概念的概念起源过程的；产生的概念是一般，它包含不同的直观表象于其之下；和属于先验逻辑范围的综合概念不同，分析概念处于普遍逻辑的研究范围之内。
在《逻辑学讲座》中，康德将一切概念做了“质料”和“形式”的区分，“质料”指的是概念的“对象”，而“形式”指的是概念的“普遍性”。而在谈到“概念的起源”时，康德认为普遍逻辑研究的正是“被给予的表象如何在思维中变成概念的”，也就是说如何从对象到概念的一般性的。他具体解释说这正是通过比较、反思、和抽象的逻辑行为实现的:
“使概念从表象中出来，人们因而必需有比较、反思、和抽象的能力，因为这三种知性运作是任何一般概念的本质和普遍条件。例如，我看见了云杉，柳树、和椴树。但如果首先相互比较这些对象，我注意到它们在干、枝、叶等方面彼此不同；但现在我接着反思的只是它们在干、枝、叶上面的共同之物，并抽象掉它们的大小，形状等（差别）；这样我便获得了树的概念。”[11]
分析因而也不再是现成的判断形式，它同样是知性的认识行动，只不过和综合行动不同的是，它是为普遍逻辑所考察的逻辑行动。分析过程是从对象到概念的形式，即一般性的过程，它具体包括着比较、反思、抽象的阶段，在这里不做进一步考察。
无论是经验概念还是纯粹概念都是知性的产物，知性是一种“绝对的统一体”，概念则是知性的统一性的机能，所谓机能，即是行动中发生作用的统一性（A67-68/B92-93）。分析行动把不同的表象带入一个共同表象之下是知性的自发性作用的结果，分析行动指向着共同概念（统一），共同概念的统一规定着分析过程。分析和分析的统一没有象综合和综合的统一之间的区别那么严格，但是问题是范畴能像经验概念一样分析地产生吗？
什么是范畴？也就是问，什么是综合的统一？康德将范畴解释为知性的统一的机能，这一描叙和他对判断的解释是一致的（A67/B92、比较A68/B93），范畴的种类和形式完全与判断相同。但是康德始终拒绝为范畴下一个定义，下一个名义的的定义“没有必要”，而下实在的定义则是“不可能的”（A241/B300）。因为名义上的分析定义只是“同义反复”，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不同于经验概念，如果给先天范畴一个定义，定义是一个判断，而判断要求使用范畴，所以被定义项恰恰是定义的前提，这是自相矛盾的，或者是“循环论证”（A245）。此外，所谓实在的定义则为综合的结果而不是前提。综合的问题要优先于实在定义，“因而如果范畴没有感性直观的条件，并由此而包含有综合，它就不会与任何对象相关，因之它不能定义任何对象，也因之它自身不会具有客观概念的任何有效性。”（A245）。范畴的客观有效性在于它对于直观的对象有着必然的应用，这种客观有效性决不仅仅局限于纯粹直观或其纯粹杂多，纯粹直观本身也只有通过经验性的直观才能获得对象，只有纯粹直观而没有经验直观，范畴仍是空的（A156/B195， A239/B298）。范畴和直观综合中的直观，在根本意义上应指感性直观。因此，什么是范畴的问题只能在范畴的经验的应用中“呈现”，也就是说，是一个综合问题。
范畴是经验机缘中 “发现”的，但它与通过经验“产生”的经验概念有根本的不同。范畴不能为分析而产生，它是知性所先天产生的统一的各种形式，如同各种不同的判断形式一样，它的应用完全是综合的。另一方面经验概念在严格意义上不能充当综合的规则，其理由恰如我们所说过的那样，它们完全是“偶然的”（A111）。那么严格来说，范畴和经验概念的差别就是综合的概念统一和分析的概念统一的差别。
经验概念和范畴分别规定着作为认识行动的分析和综合，认识的分析行动和综合行动的差别就首要和本质性地体现为分析的统一和综合的统一之上。而康德反复强调的那个著名公式——综合的统一要先于分析的统一——描述了综合对分析的优先性。
康德举例说，在红颜色的这个例子之中，如果我把红作为一个“共同概念”，也即一般的红时，这个红是从某个具体的红的对象中抽象或分析出来的。在一块红地毯中，一般的红作为“标志”存在于红地毯中，但却是与这块地毯其它“标志”，如形状、花纹、质地等事先“联结”在一起，并表现为直观的对象，它是如下分析行为的基础，“这个地毯是红的”，作为谓词的红概念是分析的统一。但在我把红从红地毯分析地抽象出来前，这个红的表象已经和其它表象联结在一起了，“……因此这个表象必须预先在与其它表象（即使只是可能的表象）的综合统一中被想出来，我才能在它身上想到使它成为共同概念的那种意识的分析的统一”（B133n）。综合的统一因此是分析的统一的“前提”，在分析抽象出某一表象前，这一表象在直观中是与其它表象联结在一起的，这一联结是根据知性的必然规则进行的，也就是范畴的综合的统一。
康蒲·斯密指责说，康德在“导言”中，没有考虑到判断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之“第三种可能性”。但这种指责完全是他想以定义的方式混淆分析和综合判断的区别，并接受逻辑学的分析和综合概念为前提的。[12]但是在“先验逻辑”中他对分析和综合的区别就是普遍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区别却作了很好的说明，批评了康德思想中将两者简单相类比的方面，从而捍卫了康德思想中最重要的差别。[13]确实，当在“一切物体都是可分的”的例子中，康德将经验谓词“可分的”的分析统一性等同于整个判断的统一性时，他实际上是把分析统一性和综合统一性暂时混淆了（A68-69/B93-94）。不过当他强调将表象带到概念“之下”和“之上”的区别时，分析的统一和综合的统一的区别又重新确立了起来（A79/B104）。
康德并不总是能清晰意识到自己思想中不同的支干流间的区别，不仅在逻辑学的分析和综合与认识论的分析和综合之间，而且在分析（的统一）和综合（的统一）之间。与逻辑意义上的分析和综合概念相对，认识论上分析和综合的关系可以表达如下：①由于范畴的综合统一就是判断形式，因此判断就是知识的“客观统一的方式”，这一判断描述不再局限于主谓判断，甚至以它为基础。康德十分清楚地阐叙了这一新判断理论（B141）。②一切先天综合判断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这是普遍逻辑考察方法和先验逻辑考察方法的区别，前者是考察经验概念的产生，而后者考察的是范畴的作用。③一切先天综合判断中，综合要优先于分析。范畴优先于经验概念，后者只能在前者的综合条件中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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