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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区分了欲望与快感这两个概念，从而划清了吉尔•德勒兹与米歇尔•福柯的界线。我们要想进一步揭开福柯哲学之谜，德勒兹的解释是绕不过去的关隘。
1．《监视与惩罚》的一个基本论题是权力装置(dispositifs de pouvoir)。我认为它在三个方面是基本的：第一，就其自身和“左派主张”而论，这是关于权力概念的深刻的政治革新，与全部国家理论相对立。
第二，对米歇尔（德勒兹通篇称呼米歇尔•福柯之名，足以表明他们之间的深刻友情――译者注）来说，这个基本论题能使他超越《知识考古学》中仍然具有的论说构成（formations discursives）与非论说构成（formations non-discursives）二重性，得以解释这两种构成何以被分类或者一部分一部分地依次连接（既不互相简约又不相似，等等）。问题不在于消除它们之间的区别，而在于找到它们相互关联的理由。
第三，我们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结论：权力装置既不通过压抑也不通过意识形态发生作用。因此，与我们或多或少接受了的抉择发生中断。《监视与惩罚》所建构的不是压抑和意识形态概念，而是标准化和罚诫概念。
2．这个关于权力装置的论题，我认为具有两个并不相互矛盾但相互区别的方向。无论如何，这些装置不可还原为国家机器(appareil d’Etat)。然而，根据一个方向，它们包括扩散的异质的多样性和微观装置（micro-dispositifs）。根据另一个方向，它们求助于一种图表、一种内在于整个社会领域的抽象机器（诸如敞视式监狱主义，它由看见而不被看见的全部功能所规定，可用于任何一种多样性）。这曾经是如同两个同等重要的微观分析方向，因为第二个方向表明米歇尔未曾满足于“扩散”。
3．与《监视与惩罚》相比，《求知意志》迈出了新的一步。观点完全如是：既不是压抑，也不是意识形态。但是，为了加快步伐，权力装置不再满足于成为标准化的，而倾向于成为（性欲的）构成因素。它们不再满足于形成知识，而是真理（权力真理）构成者。它们不再涉及某些“范畴”，不顾及一切否定范畴（癫狂、作为监禁对象的犯罪）但与上述的肯定范畴（性欲）相关。这最后一点由《文学半月刊》（№ 247，1977年元月1－15日开头第5页）的访谈录得到确证。因此，在这个方面，我深信《求知意志》的分析所取得的新突破。危险之处在于：米歇尔回到了“构成主体”的同类吗？即使他使真理成为一个新概念，他为什么也感到需要使它重新出现呢？这些不是我对我自己提出的问题，可是，我认为，只要米歇尔没有进一步解释，这两个假问题迟早都会提出来。
4．对我来说，第一个问题曾是米歇尔自《监视与惩罚》以来就建立起来的微观分析的本质。在微观装置涉及到一些小型组织（家庭与其他一切组织具有相同的扩展范围）的意义上，“微观”与“宏观”之间没有明显差别。既然存在着一些国家机器的内部微观装置，并且国家机器的一些环节也渗透到了微观装置（这两个向度的整个内在关系），关键问题便不再是外在二元论。那末，应当理解这种差别有梯度吗？《求知意志》第132页明确抛弃了这种解释。但是，这一页好像把宏观移转给战略模式，把微观移转给战术模式。这一点使我感到局促不安，既然米歇尔所谓的微观装置在我看来完全具有整个战略向度（尤其是，如果我们考虑它们不可分离的这个图表）。另一个方向是如同决定微观的“种种力量关系（rapports de force）”方向：特别要参见前面提到的《文学半月刊》的访谈录。但我认为，米歇尔尚未发展如下观点：他关于“种种力量关系”的原创性概念，他称之为“力量关系（rapport de force）”，并且和其他一切概念一样，它也应当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无论如何，微观与宏观之间都存在着本质差别和异质性。这绝不排除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而我的问题在最大限度上是这样的：这种本质差别容许我们谈论权力装置吗？国家观念不可适用于微观分析层面，因为恰如米歇尔所言，关键不在于使国家微型化。可是，权力观念更加可适用于微观分析吗？难道它也是总概念的微型化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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