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28年的超越，首先是由于我国历史条件下的特有思潮引起的。例如急于求成求纯的唯心史观、小生产者的狂热病、个人崇拜、盲目学习苏联、在胜利与欢呼中忘乎所以等等。这不只是毛泽东的个人失误，而属集体性失误，少数领导成员虽也进行过抵制，但都没有坚持，实际上是在搞超越社会阶段的试验，有意无意地偏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结果出现了封建残余影响下的“左”倾变态的人治社会主义，而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以民为本的带有浓厚新民主主义色彩的法治社会主义。譬如1972年国务院批准引进彩电生产线的目的，是为了“逼真地反映领导同志的光辉形象”，后因“蜗牛事件”而搁浅、推迟了五年。这实际上是明目张胆地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篡改成“为长官服务”，再加上对外封闭而造成的历史笑话。这仅是封建遗毒感染下的一个小例子。当毛泽东冷静思考之时，亦曾表示过：“失败是成功之母”，“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搞的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很可能的。”①“只要社会需要……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②。以上是毛泽东科学思想的刹那再现。 邓小平讲过，“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③关于初级阶段的本质特征和当前出现的新情况，眼下尚缺彻底明晰地理论说明。我们应摆脱嗫嚅趑趄、回避现实或挤牙膏式的认识方法，而要以科学的态度，有的放矢，作出彻底、创新的深层解释。

四、28年中的两大失误 在28年的超越过程中，运动不断，盲目跃进，放卫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了三年的经济困难和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人均GNP上升缓慢，农民缺吃少穿，职工“光长胡子不长钱”，知识分子惶惶不可终日；只喜欢“抓纲治国”，“语录安邦”，不晓得科教兴国，更不承认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文化水平严重滞后；把马克思的社会占有理论撂在一边，盲目推行“私营企业国有化”和小集体——大集体——全民(国营)的升级过渡，政企不分，党政不分，此病至今未能根治；全民资产每年至少流失三百多亿元，也有人估算是一千多亿；硬说“自然界这个敌人也是有办法制服它的”，要“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①，破坏了生态平衡；民主与法制在文革中名存实亡，国家主席、副总理、部长和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但这些还不能算是最大的失误，最大的失误有两条：一是走了28年冤枉路，浪费了中华民族的宝贵时间；二是人口失控，后果累累。

衡量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标有10个以上，但第一位的指标是人均GNP或GDP，这是邓小平多年来反复强调的，因为它反映了当地的人均生产力水平。我国经历了28年的时间，人均GNP才只上升到“二百几十元美金”②尽管当时公布的工农业总产值相当高，但几乎一半是水份，形成了效益低下、票证泛滥、生活困难的“高产穷国”。比如贵州全省农村社员的平均月收入，从57年到79年一直在3.8元的水平上徘徊。在此期间，正是一些国家(地区)经济起飞的时候。50年代初，我国的经济状况与日本差不多，香港不如上海，后来却出现了令人遗憾的反差。日本在60—80年，GNP每隔五年翻一番，并由出名的产品质量低劣国转变成世界著名的质量第一流的国家。再如资源奇缺、人口密度高于日本的韩国，1960年人均GNP只有82.6美元，从62年开始，通过农村的复兴计划和三个五年计划的发展，拼命推行出口导向(输出第一主义)战略，连续22年人均收入每年递增6.6%，世界第一，1962—1985年出口猛增576倍。再如巴西，从60年到81年人均GNP由247美元增加到2300美元，50年代根本不能生产汽车，80年后成为世界十大汽车生产国之一，小型飞机的制造，世界第六。我国的经济腾飞在八十年代初方才开始，推迟了将近一代人，真是无法挽回的历史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