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证的一般国家的发展道路是这样的：


　

　

　

毛泽东早年论证的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是这样的：


以上两种发展模式对比，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中国的独特道路是由自己的国情决定的，它与马克思论证的一般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一致的。二者平行发展，最终目标相同，异途同归，是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第二，新民主主义社会与旧民主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处于相同的历史阶段，同属市场经济，从历史顺序上讲，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我国当今的社会理应是“新民主主义之后的初级社会主义”，必然带有浓厚的新民主主义色彩。正如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讲的，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旧民主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世界最终都要走向社会主义，但西方国家是经过旧民主主义，而中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① 第三，不能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带有过渡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就否认了新民主主义的独立存在。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具有过渡性质，也只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准备阶段。既然社会主义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段，丰富多彩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更应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段。尽人皆知，资本主义社会业已延续了几百年，它经历了血泪斑斑的原始积累、两极分化、周期性经济危机、由原始的市场经济到成熟的市场经济以及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知识化的漫长历程。近年来，带有社会化占有性质的共同基金会的股权比例越来越大，这就加大了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从上层建筑上看，亦有一个民主化、法治化的渐进过程，如美国建国后的144年才开始承认妇女的选举权，又过了几十年，那些收入低于纳税线的穷人才有了公民权。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虽能避免一些资本主义苦难，发展可能快一些，但也决不是走过场，用二、三年或十几年就能结束的事。1949年，刘少奇曾认为：用社会主义代替新民主主义社会，“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①这个几十年以后的估计，也显然是不够的。

1949年，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上，根本没有谈到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②可是没过几年，我国突然在敲锣打鼓的欢呼中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实质上“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就明确肯定了社会制度的超前性，承认了社会发展的人为的历史性超越。

三、从1954年到1982年的历史性超越

我国超越历史阶段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这个时间的划分，有粗、细两种：一是简单粗糙地划分，即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开始，到1978年12月三中全会的召开，共22年；二是细致认真地划分，是从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代会开始，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共28年。后一种划分比较准确，也比较科学。

从52年开始，中央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建议，宣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用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批驳了“新民主主义者”刘少奇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③。反复尖锐地批判了邓子恢、薄一波等人的“右倾”建议。然而，正式向世界公布则是在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由刘少奇出面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讲的：“五年以来的生活充分证明，由目前复杂的经济结构的社会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社会，即由目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应当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④1949年刚刚组建起来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亦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从49年至54年，再去掉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真正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有两年，不可思议，亦不符合历史规律。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经济形态、生产方式)与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不同，它虽被暂时埋没，但仍孕育着强大的生命力，最终是要破土而出、挺身再现的。固然，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但当时忙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致力于工作中心的转移、与“凡是派”辩论等等，没有来得及认真纠正超越阶段的问题。虽然79年叶剑英的讲话已开始触及，81年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正式宣布“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则是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那些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也是在这次大会上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这也是个重要标志。嗣后的十三大、十五大又对初级阶段作了较为系统的说明。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在实践中纠正了这一历史性错误，“实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同时又创造性地培育和发展了我国的市场经济。总之，从82年开始，我们才转向了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