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转变

作为两种思想——行动类型，大同与自由处于中国社会历时的运动过程之中，则显现出时间上的继起性，空间上的替代性。这使得大同与自由不可能成为完全兼容的社会政治致思与社会政治运行模式。相反，二者的相斥关系倒是容易为人所认知。

虽然说这种关系结构是既定的，但是，对于大同在历史运行中的合理性还需要强调。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来审视大同之作为悠久的社会政治运思与行动方案，所具有的弱势之处，以及它之被自由理念取代的必然性。大同是一种幻想。幻想贯“现代”情景中的功用，我们则可以通过“古典式”的大同幻想与“现代式”的共产主义幻想的契合，来加以了解。这种契合对于时间维度上讲的现代中国（1901年一1999年），所发生的思想影响与政治影响，都是巨大的。于是，对于百年中国政治思想之从大同到自由转换的主题学考察，便自然引申到历史学领域的分析。

首先，大同之作为政治致思方式的历史延续性，为共产主义最后在中国取得思想乃至文化上的霸权地位，具有密切关系。这是一个从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上着眼，进行的历史叙述。无疑，大同之作为中国“历史”的积淀，它从精神观念、制度安排以及日常生活三个层面上，对于中国人的政治致思，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后来源自西方“历史”的共产主义，进人中国政治——文化语境，在文化必然的“格义”阶段，共产主义自然被解读为儒家的大同理念。于是，大同便在现代的背景下，获得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历史形态。

其次，大同之作为政治行动方案，为中国癫狂的伪共产主义实验运动，提供了原型。大同式的社会政治行动方式，就是一种追求“均平”的政治行动方式。这与西方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诉求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以至于可以按需分配，而且人的个性可以全面而自由地发展的主张，没有任何在一个谱系内的证据。但是，大同取共产主义的实验形式，则为大同获得一种现代的社会运动组织形式，提供了支持。均平的社会运动方式，就此获得了它现实地作用于现代中国的历史理由。而且，它以自己既满足了中国人政治运作的历史感，又满足了中国人“现化’欲求感，而获得了充分的社会心理的支撑。

而这两个层面的和合作用，带给二十世纪的中国，则大致说是一种社会悲剧，是不为过的。这勿需细致的描述，已经可以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中国历史运动中轻而易举地看到。

但是，大同的幻想性质，是无法保证它长久地左右现代中国人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行动的。倒是自由与大同的相斥关系，更能体现出中国百年来的政治致思与政治运行方式的选择取向。简而言之，这种关系就是百年来中国努力走出传统伦理政治的大同旧局，而艰难地迈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新局的历史运动过程。

同样可以将之切换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来分析，一是理论层面。二是与理论互动的社会政治实际情形。先讨论前者。百年中国政治致思的轴心问题发生了从大同到自由的位移。这种转变，体现为一种理论状态，就是中国政治致思的主题有了历史性的彻底改变：

其一，告别传统。这就是林毓生所讲的“全盘反传统主义”问题。其二，西学中心。此即梁启超的“当以译西书为第一要务”所意指的。①其三，自由致思对于大同幻想的绝对主导。“告别乌托邦”的吁求，反映了这种思想格局。建立自由民主法治国家的官方愿望和民间努力，作为一种“现代”的政治期待，则是中国人现代政治心理之倾向于自由的典型象征。

再从与现代政治理论互动的社会政治情形来看，百年中国政治致思演变的实际历史线索，体现着两种社会政治运思与运作模式的替代过程：世纪初年的中国政治改革运动，正是自由取代大同的社会运动。世纪中期的中国政治改革走向，也是在祈求自由的基础展开的。世纪末年的中国政治问题争论，则同样是在自由民主吁求的基点上进行的。而以建构所谓“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曲折表达与社会改革尝试，则反映了这种变迁的历史化性质。这种取向，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畸变，但是它之走向自由民主的宪政社会的历史走向，应当不会有一种历史性的倒置。否则，百年中国的政治致思所获，便顷刻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