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空起舞与贴地运行

大同与自由之作为两种思想——行动模式，体现为现代行动方式的特点，则分别表现出大同的凌空起舞特性，与自由的贴地运行的特质。

大同的凌空起舞特性，是指大同作为一种关乎社会政治的运思，乃是一种远离社会生活实际的乌托邦构想；而作为一种关乎社会政治运行的制度构想，也是一种远离政治生活实际的虚构。因此，大同在思想与制度两个层面上，都有一种远离实际、脱离生活的共同特点。于是，大同只能是一种使自己脱离地面、凌空起舞的乌托邦思维。这种凌空起舞，从思想的角度看，可以以缺乏务实性来定位。从实践的角度讲，则可以以缺乏可行性来形容。

就前者分析，大同之作为社会思想运思的一种方式，以其悬虚性而显示其不务实的思想特点。这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悬虚性是指大同运思思绪的漂浮，而不务实则是指大同运思的指向的不确定。理想性主导着大同的运思选程。大同就是一种不能落在实处的社会政治运思。这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的价值依托。它必然地在现实化的社会政治运思与社会政治运行之上和之外来证明它的存在意义。在这里就显示出人类凌空起舞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就必要性而言，人类缺乏起码的凌空起舞能力，就缺乏起码的政治想象力，也就相应缺乏起码的政治建构能力。因为，对于政治操作来讲，政治设计是具有优先性的。假如政治设计完全缺席，那政治就能运行在冥行状态之中。而大同所体现的政治想象力，则正是政治设计与政治操作的运思基础。与此同时，反抗平面化社会和重复性生活的永恒冲动，使得

大同构思具有了深厚的心理基础和不绝的思想动力。而且，由于大同在个人思想与私人生话中具有满足人的高尚祈望与尊严要求的内在思想能量，因此它得以获得长存依据。这就显示出大同的永恒价值。

就后者来了解，大同之作为社会行动方案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社会政治生活尽管是具体的，应当在实际情形的制约下运思和行动。但是，假如社会政治生活中完全缺乏理想，也就缺乏使得政治生活更加健康的力量。另一方面，社会政治生活本身的不完满，需要以完满的构想或设计，来作为人们对于政治不完满的一种怨恨消解方式、以及达到完满的祈望却又总是处于失望之中的一种心理补充。因此，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的行动方案，大同始终具有它影响社会实际运作的能量。

自由的特性与大同刚好相反。它强调贴地运行。这是指，自由主义之自由理念作为一种思想运思，它强调对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实际的考察与解决现实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省思。而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行动方案，它强调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在不完满的基础上加以调整的运思趋向，而反对取消社会政治生活的真实性之后从绝对理想的视角来审视社会政治问题的悬虚性，并且对于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问题的解决，采取务实的态度，追求一种在实际因素制约下有限度的解决，而不沉溺于将社会政治问题一揽子解决的幻想之中。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自由之作为哲学运思冲动与大同的模糊化的边际界限问题。与自由之作为政治学致思、尤其是作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运思的状况与自由之作为哲学运思的重大差异。这种差异，就前者言，它与大同的差异性并不是绝对的。就后者言，则这种差异就是根本性的。因为这种差异表现为自由与大同完全是两种思想与行动类型。

自由之促使人类在面对社会政治生活时贴地运行，是由于人类贴地运行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这种必要性，是指人类在处理社会政治问题时，只有以务实的贴地运行作为他们的行动取向。因为除开这种取向以外，人类就无法处理他们必须实际地面对的权力与利益这类关节问题。这些问题本身是人类必须直面的，它不能以回避或幻想来汰除掉。你想以回避的方式来处理政治问题，政治就愈是以横暴的方式作用与你。你想以幻想的方式来处理政治问题，政治就愈是呈现一种虚骄的态势，与你的理想期望背道而驰。这种重要性则是因为权力本身的自大性与暴力性，使得反抗暴政和捍卫权利的永久行动过程，成为自由主义所要求的自由之不朽的价值和现实支持。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得以划分的前提条件下，自由在公共理论与公共生活中的长存，是一种必须体认的现代政治常识。这也是由于，自由主义之自由理念，乃是一种着意于公共生活的正义性问题的理念。无视或回避这种理念，则对于现代社会的公共问题的处理就缺乏理论向导。人类在古典时期的乌托邦实践与二十世纪“现代”社会中的理想主义运动，带给人类以巨大的伤害，促使人类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 但是，就大同与自由的历史处境来讲，问题仍然要分两个方面来看。就思想层面讲，讨论到大同与自由的前景问题，我们只能讲两个“万岁”：“大同万岁”，“自由万岁”。就现实层面讲，我们则必须限制大同的思想与实践冲动，而提倡并实践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理念与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