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模式，与此不同。它也可以说是两重思想运动的产物：③一重思想运动是以政治自由为诠释核心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对于自由理念的三层次分疏，使得自由获得了它的社会历史有效性。一个层次是自由的哲学定位与自由的政治定位的分解，另一个层次则是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问题的解释，再一个层次是观念形态的自由与行为形态的自由的关联性疏解。这种疏解由自由主义理论的自我延续而得到了较为自洽的结果。而自由主义之结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则是由现代政治与现代经济两种思想要素胶合而成的。现代政治之作为思想上要处理的权力资源占有和权利有效保护的问题域，提供给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权利哲学和宪政民主的论域。现代经济之作为思想上要处理的利益资源配置与公平享有资源份额的问题域，提供给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市场经济与公平分配的论域。另一重思想运动则是同佯在政治经济问题视角看“现代”的批判家们，通过对于自由的自由主义阐释的质疑，来表达的哲学化自由理念，这包括一切激进主义以高昂的革命热情释放出来的彻底自由观念，尤其以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为典型。也包括极端保守主义以眷念传统为基点表达的（过去的、历史的）经验即自由的观念。但是，不论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如何对待自由主义所阐释的自由理念，自由理念在他们那里收到的拒斥与在自由主义那里受到的阐释构成了他们三家思想流派的思想圆心。这就使得现代西方思想诸家均围绕政治——经济诸问题来展开论说，强化了从实际社会问题层面论说自由的思维定势。由此，自由成为现代西方政治致思的轴心，则是不必怀疑的。由此可见，各自文化语境中诸思想要素的结构方式，决定了中西政治思想致思的不同特质。

再次，从二者发挥的历史影响上来看，大同作为一种期望最后自由的古典政治理念，自由作为一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阐释的着意于现实自由可能性的现代政治理念，各自在自己的作用机制中，发挥了不同的社会历史功用。大同的社会历史功用，借助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思想作用机制，提升着古代中国人的生存境界，理顺了古代中国人的人心秩序；借助于伦理中心主义的制度安排机制，保障着古典中国政治运作体制的顺畅运转，保证着古典中国的社会秩序。它使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家惊叹不已。④但是，在大同引导下的社会，只能是一个秩序至上的社会，而不可能是一个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现代自由理念支配下的社会则不同。以尊重个人及其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理念，使得维系社会人心秩序的基础，显得更为可靠。因为建立在抽象基础上的集体概念，是不可能作为维系人心的出发点的。同时，以宪政民主制度安排为基础的社会公共生活方式，乃是一种最易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安排。因此，在现代自由理念引导的社会，既可能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也可能同时是一个丰裕社会。

最后，从二者在“现代”情形下相遇后的处境上来看，大同理想的感染力与号召力，均成疲软之态。如果把感染力视为思想层面上的认同力度，把号召力看成制度推行的动力问题，则大同理念在现代情景下均弱于自由理念。在现代背景条件下，大同对于社会的作用，是从乌托邦人手，从诗性幻想的满足收效的。以空对实是它的特质。而现代自由理念则从健全政治人手，从社会公平的差异性成就收效的。以实对实是它的特质。假如我们承认生活的实在性与政治的实际性从来就是胶合在一起的话，那么，以实对实的自由之对以空对空的大同取现代的作用，就在情理之中。确实，在满足人们对于诗性生活的幻想需要方面，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宪政民主社会是比不上大同思想所高扬的理想社会境界的。前者只是从底线上考虑人心——社会秩序的维持问题。后者则居高临下地考虑一个大众普遍认识了纯粹德性生活重要性的社会状态。由于资源短缺的必然性、也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更由于权力本身的自我膨胀性，从下限考虑社会政治问题比之于从上限考虑同样问题，就来得信实得多。